一，张澜是我的父亲，我从牙牙学语，小学，中学，大学以及黑暗前的黎明日子里，大都在他的身边。一个女孩子，从父，从母的话，我是从父的。在他和我二哥的影响下（二哥慕良曾任中国共产党旅德支部书记及共产国际驻德代表），我在高中时代，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学生运动，担任过成都市妇女联谊会副主席，民盟成都市妇委和四川省妇委。我说这段历史的意思，在思想政治上，受过党的教育和父亲的熏陶，对他有一定的认识和深厚的思想感情，尤其在1947年—1949年，我跟他在上海期间，共患难，同生死，感情就不是一般父女关系了，而有着革命的感情。我是学科学技术的，解放后，就从事科技工作，三十年的经验，更知真理的重要。打倒“四人帮”后，党要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人物写传记，近几年来，我查阅了许多报纸书刊，访问了他的老朋友和他的学生，熟悉了一些情况，弄清了一些问题。宗志文同志写的征求《张澜》一文阅后，我仅就知道的一些情况和看法提出来的供你们参考。

二，我认为写传记，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掌握历史背景和传记人物的性格，人格，道德品质和思想实质，加以必要的结合、分析和甄别。一个历史人物的思想，政治生活，有他一定的规律性，决不是偶然的。如何研究分析资料，找出其客观规律，抓住主流，才能保证写出符合历史情况的人物传记来。
三，作为历史研究工作者，要善于识别谣传和偏见，才能确保写出人物传记不失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人与人之间，在政治上有分歧和分道扬镳，阿谀者有之，造谣生非者有之，同时在政治派性之间，往往有党同伐异的历史偏见，这就要求历史研究工作者，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修养去判断，去纠正谣言和偏见。如果把这些带进历史，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无可奈何，但终必要翻案，还他历史的本来面目。

四，我对于近代史研究学和作者对“张澜”一文这一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应该表示敬意，但部分资料来源可能出自个别偏见者，或对近代史不太熟悉，又没有找到长期和张澜一起工作的人提供资料，线索，工作更多的调查了解。因此征求意见中存在一些缺陷，这是可以理解的。有必要根据我们可知道的历史事实和资料提出以下和点意见：

1.作者的文章把张澜强拉进君主立宪派一说“在日本求学时代他政治上倾向君主立宪并参加君主立宪活动”。二说回国后“他与咨议局正副议长立宪派首领蒲殿俊、罗纶是至交，常跟他们一起参加立宪运动”。三说“铁路实权落于立宪派士伸手中”等等。张澜在日本参加过些什么君主立宪活动，我们还不知道，1904年张澜回国以后，即在南充小学，从事教育事业，张澜与蒲殿俊，罗纶相识这是事实。但蒲、罗有无立宪派组织，我不清楚，总不能因为相识就参加了他们的组织。这时张澜在南充小学，蒲、罗在成都，怎么又能与他们常在一起参加立宪运动呢？从那里证明他们之间有派性关系？在封建帝王统治的年代里，政府腐败，外侮频临，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爱国爱民人士奋发图治，效英日君主立宪，学日本“明治维新”，对封建体制加一些“民主”因素，说改良主义也好，也是一种进步嘛。比孙中山学习美国大总统制，虽然落后一些，但是因此也流了血，牺牲了六君子。当时他们探索救国救民真理，是不可能超越当时历史的，而后党同伐异，认为孙中山是革命的，同盟会是革命的，而康梁是反动的，主张立宪的人也是反动的。这是一种偏见，康梁对于历史是功是过，自有公断。然而张澜又是怎样呢，是固步自封，还是随历史前进，也有事实证明。

根据历史事实，咨议局是推行君主立宪的机构，清廷下令设立的，但议员是群众选出来的，被选人是秀才、廪生、举人、进士、翰林一类人物，当时人们的思想，也只能选这些人物。如果说咨议局就是立宪派的话，当时南充地方公推张澜出任咨议局议员，他推辞未就。这是什么原因呢？那么不是说明张澜在组织上没有加入立宪派么。如说“他与立宪派首领是至交，常和他们一起参加立宪运动”，这时不是更好的共事机会，更有利打从事立宪运动吗？然面他又为什么要推辞不就呢？更何况咨议局即掌握铁路实权，又有俸薪，他不要实权，不要俸薪，组织上又不参加主立宪派，又搞什么立宪运动呢？事实上为了“废约保路”，他担任股东代表，是南充人民选出来的。他担任股东会副会长，是由于他在会上面对都督赵尔丰敢想，敢说，敢于斗争，获得众人拥护被推举出来的。当时和封建王朝作斗争是要杀头的，赵尔丰欲加他们纵火之罪，就是要杀他们的头。张澜是个不为名，不为利，不要命的爱国主义者，就是在今天也是应该提倡的。更何况四川的保路运动与辛亥革命的胜利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与其说他是立宪派，倒不如说他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还更符合历史事实和他的思想与性格。

2.张澜在讨袁护国中，是积极的发难者，是有功的。他是护民国，不是护君主国，这些讨袁护国有功人士担任领导工作，是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他任四川省长，是黎元洪任大总统时代正式任命的，他在任职期中，四川战火纷飞，滇、黔、川军混战，争取争位，不顾人民死活。而张澜可作可为又都是为人民，表现进步，如废止募捐，严禁贪污，反对封建等，在用人的问题上，主张不自出一格，坚持用人唯贤，用人唯才的方针，颇为川人称颂。他被迫出走，不是与刘存夏同行，而是随钟体道部队撤到陕西到北京的。1919年北京晨报登载有“张、钟电文”即可证明。

3.宗志文写张澜任川北宣慰使一节中，特别提到刘湘任警卫营营长而不提其他人，张澜既任宣慰使安抚川北，设有宣慰使署，其中用人当不止刘湘人一，以后与张澜友好者亦不止刘湘一人，这里为什么单提刘湘一人，不能不使我们认为是想把张澜写成刘湘的人，当然初时的刘湘、张澜是提拔过，以后刘湘一直尊重他，推荐他任成大校长，安抚委员会会长，三三年派他出川考查。但是刘湘与张澜又不是没有区别的。刘湘是川军军阀之一，长权术，善投机，由一个护卫营副营长提升为四川省主席赫赫有名的人物，红军入川时，又当过蒋介石的剿匪总司令，做过危害人民的事。张澜从事三十九年教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