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变起，“不抵抗”坐失三省，举国沸腾，青年党力主作战，发同志单独抗日。上海十九路军已接到撤退命令，守闸北的恰巧是青年党同志翁照垣。翁向党部请示，党部给他的答复是“打”！于是“一 · 二八”光荣战役，便告揭开。中青一面组织“抗日急进会”等团体，一面又组织铁血军，从事抗战。至于东北各地义勇军的野战抗日，则尤为有声有色：(一)喇嘛洞之役，胡钟麟同志死守喇嘛洞，全营战死，牺牲之壮烈，曾为政府褒扬。(二)热河之役，李璜、王慎卢同志等，在天津早组有抗日义勇军总部，即派同志出关，参加战抗日工作，在热河组成第八梯团，是役牺牲精干同志不下一百廿人之多。(三)为卢龙、迁安、玉田、丰润之血战。张学良人关后，其部下不乏青年党同志，颇有收复故土的雄心，张深怕部下离贰，才由党推荐翁照垣同志任师长来统率。山海关失守，翁部在卢龙、迁安、玉田、丰润与敌鏖战，党团员干部牺牲也在数百人以上。(四)为苗可秀之死。苗可秀同志以民国二十一年七月，奉党命出关杀敌，活动于三角地带的各队义勇军中，旋加人邓铁梅部工作。二十二年四月，组织义勇军别动队，二十三年一月，改组为中国少年铁血军，二十四年六月十三日，与敌苦战于岫宕县，受伤，七月二十五日就义凤凰城，正气凛然。这一时期是国策未定前，中青的单独抗日运动时期，有的是轰轰烈烈的史实。

 “九一八”后，青年党提出“政党休战”的口号，共赴国难。二十一年，国民政府召集国难会议，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张子柱等同志被邀，当时青年党人主张先结束党治再开会议，无结果，故青年党人及其他同情者均拒绝出席。二十六年，政府召集lu山谈话会，中青干部亦有多人被邀。“ハー三”泸战爆发，国难曰亟，政府成立国防最高会议，曾琦、李璜、左舜生等被聘为参议员。二十七年春，国民党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抗战建国纲领》，中青党由左舜生代表致书国民党，表明态度，获得该党总裁蒋中正、副总裁汪精卫复函，论者谓为‘“团结的增进”。同年六月，国民参政会成立，青年党人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陈启天、常乃德被聘为参政员；第一届第七日大会，更由曾琦代表中国青年党发言，表示拥护《抗战建国纲领》，与朝野各党派共同联合救国。九月，中青发布之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多，重申拥护抗战以求最后胜利的决心。

 中国青年党人既坚决主张抗战，一面对于民主运动更进一步努力。在参政会的几次提案，充分表示为民主而奋斗的精神，如二十八年所提的“请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案”等等。同时感觉中国民主的进程，遥远艰难，乃与各民主党派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名“中国民主同盟”，共同奋斗，中青有一部分同志加入，并担负着重要的任务。近数年来，面对着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国内团结问题，青年党立愿为此而努力，凡有利于团结的，总不惜殚精竭虑做去，列为自己的中心工作，至于成效如何，那要看将来了。联合国四月二十五日旧金山会议，青年党李璜与共产党董必武、国社党张君劢，均为中国代表团代表出席参加，对外表示举国一致的姿态。七月一日，青年党人左舜生，偕褚辅成等六人有延安之行，带回延安方面意见，希望国共重开谈判。第四届参政会中，国民大会问题是一件大事，青年党的态度是很明白的，左舜生、何鲁之、陈启天、余家菊，常乃德、郑振文、周谦冲等七人，提出“请先实现民主措施，从缓召集国民大会，以保团结统一而利抗战建国”一案，理由是中国需要宪政精神，并不需一纸白纸黑字的宪法，中国今天只有团结协调才要紧，必须从团结统一产生宪政，不是由宪政才有团结统一。所提必要措施三点：(一)由政府正式承认各党派之合法地位，听其公开活动。(二)尊重人民之身体、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之基本自由，解除一切不合法及不必要的束缚。(三)由国民政府从速召集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所组织之政治会议，解决一切重大问题，包括政府改组，并重订召集国民大会之时期与具体之办法。于此可知，青年党所要求的是宪政的“实质”，不是“空名”，尤其是不能随便牺牲自己主张的。

 总之，中国青年党对外为国家而奋斗，所以主张国家主义；对内为人民而奋斗，所以主张民主政治。二十二年来，为这两方面的运动，虽受了许多压迫与挫折，然仍本最初的宗旨与精神，继续奋斗不懈。他没有外援做背景，也没有武力做后盾，只凭着主张奋斗到今天，这可以说是中国政党史上一个稀有的特点。他只希望整个国家得救，因此他愿各党派均本着民主风度，以互相对待，庶能早日实现民主政治。

原载《再生》第104期，1945年

注：本文选自石城《中国青年党》，收录时有刪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