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张君劢（1887一1969）清末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学，辛亥后两度赴德研习哲学，具有深厚的西学素养。他早年追随梁启超，民国时期投身政党活动，30年代组建国家社会党。战后起草《中华民国宪法》，有“民国宪法之父'的美誉。他崇尚英国议会政治与德国哲学，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国民党政府又昏庸无能，张君劢欲求民族复兴的“一条新路'，竭力倡导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他联系了张东荪、罗隆基等人，1931年10月于北平发起组织“致中华民族于复生'为宗旨的“再生社'，次年5月20日出版《再生》月刊，从事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再生》创刊号发表署名“记者'实为张君劢、张东荪等人撰写的长篇文章《我们所要说的话》《我们要什么样的制度》以及后续发表的《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等文章，提出了“改造吾国为近代国家之整个计划之最高原则'的国家社会主义方案。
张君劢等人认为，外患日益严重，在国家困难时期国民必须养成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观念，必须举国一致，一切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出发点。他们认为，“民族观念是人类中最强的。阶级观念决不能与之相抗。无论是已往的历史，抑是目前的事象，凡民族利害一达到高度无不立刻冲破了阶级的界限。日本人压迫我们到这种天地，虽平日在对抗中的资本家与劳工，平日在仇视中的人民与军队，亦都不由得不联合于一气，从事于抵抗'。因此，“马克思想以阶级作大的横断而有以打破民族国家的纵断，实是一种迷梦'，有民族的纵断而能冲破阶级的横断，却未有阶级的横断而能推翻民族的结为了民族复兴，需形成举国一致并能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局面，以国家力量使民族有一体之自觉，社会尽协合之机能，个人得自由之发展”为总原则，并据此提出政治上“修正的民主政治'和经济上“国家社会主义'的两大基本主张。
1927年，张君劢开始翻译拉斯基的《政治典范》一书。他在《赖斯几学说概要》中写道：“现代之政治家可以代表英国者，舍菲滨协会（即费边社）之槐柏（即韦伯）夫妇、工党之麦克洞纳（即麦克唐纳）氏，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之柯尔氏，与新进学者赖斯几（即拉斯基）氏外，无可他求矣。我所以独好赖氏者，槐氏等专为政治上一种主义鼓吹，而赖氏于政治学有全系统之说明，故继承陆克（即洛克）、边沁、穆勒之正统者，殆赖氏矣乎。'拉斯基的思想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张君劢对他的多元主义国家主权论尤为赞赏，认为这种国家观实现了在国家、社团和个人之间的调和。拉斯基一方面强调个人权利，但又强调这种权利是在“国家组织之下'；他支持保有个人财产，又主张进行分配制度改革来减小贫富分化；他反对以职工大会取代议会，但又主张职工代表参与国家大政。这些思想都与张君劢等人的政治思想不谋而合。
张君劢的“修正的民主政治'，用他自己的话说，乃是一种“调和'和“折中'的政治形态，即在自由与权力之间，“求得一中道'。为了求得这一“中道'，张君劢首先给自由和权力划出了他所理解的范围。在他看来，自由是对个体而言的，而权力则主要是对政府而言的。前者重在个人的自由发展以及生命财产等权利的保护，后者则重在政府的行政效率。他认为，为了使“个人享有自由'，必先做到如下3点：（1）用宪法的形式保障人们“思想言论出版信仰种种自由'；（2）建立健全的选举制度；（3）国家权力机构采取“权分立之制”，设立“独立的法官'，用司法独立的形式保障民众各种自由权利。至于权力方面，张君劢为了提高国家地位和政府行政效率，提出了一个包含11条款的政体组成方案。这一方案的要点主要在如下4个方面：(l)各个党派需“牺牲党见'，并由各党派领袖组成“举国一致之政府”；（2）强化政府的行政权力；（3）建立一套超越党派之外的文官制度，避免各党派对行政的干预；（4）加强专家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使行政“趋于专家化或科学化”，从而避免以往“政客操纵'之弊。从上述内容看，似乎张君劢在自由与权力之关系上确实找到了一条“中道'，而且他自己亦说过：“一个国家对于自由与权力，仿佛人之两足，车之两轮，缺一即不能运用自如。'但头际上，他在自由与权力之间，非但没能做到“调和'与“折中'，而且明显地倾向于权力一端。在他看来，国家相对于个人具有优先性，不是国家服从个人，而是个人服从国家，即所谓“不应以个人驾国家而上之'。
在他看来，民主政治的建立，必须具有两个先决性的条件：一是个人自由，二是社会公道。二者缺一不可。一国之中，人民千千万万。各人的才智、思想、职业和境遇大不相同，政府无法用一种统一的方式使其平均发展，而只能听任他们在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自由发展，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倘若政府干预，则是对个人才能的扼杀，所以民主政治的第一个条件是“发展个人自由'。然而尽管各人的出身、境遇和职业不同，但其生活水平、受教育的机会、就业机会和参与政治事务的机会，应求得相对的平等，因而民主政治的第二个条件是“社会公道'，而“社会公道'之实现主要在经济领域，而途径便是“国家社会主义下之计划经济'。在张君劢看来，为了在权力与自由之间求得一条“中道'，就必须介人“社会公道'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