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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们,迈开矫健的步伐勇往直前吧
张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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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九月十五月在首都北京召开了。全国人民和全国青年都热烈欢迎这一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我这个八十三岁的老人,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走出来,今天在全国人民和全国青年为迎接这个伟大会议而欢呼的时候,我的感想是特别多的,我的兴奋是难以形容的。

    从一八九八年满清时代戊戌变法开始,中国的宪政运动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戊戌变法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领导的。他们接受了某种程度的资产阶级思想,但他们变法的目的不是推翻旧政权,而是改良和加强旧政权。他们的意愿是在“保皇”。这样,自然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以致一遇到以那拉氏为首的顽固派的反击,结果就只能是以完全失败的悲剧而告终。

    戊戌变法失败了,中国人民推翻满清封建统治的斗争,却愈演愈烈了。满清皇朝在革命形势的逼迫下,不得不宣布“预备”立宪。可是从光绪丙午(一九○六)年发布的预备立宪诏书起,要“预备”九年,还没有“预备”完毕清朝就灭亡了。预备立宪的诏书里面说:“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说到“大权统于朝廷”,倒是一点也不假,翻破了“钦定宪法大纲”,只见“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等等,满纸规定一切立法、司法、军事、外交、行政大权,统统由皇帝独裁。说到“庶政公诸舆论”,却是弥天大谎,正是为了要求“庶政公诸舆论”,我曾经亲身经受过生命的危险:

  还是在辛亥革命以前,四川人民根据清皇朝“铁路准归商办”的“上谕”,准备修筑一条从四川成都到湖北汉口的川汉铁路,并且在田粮附加和捐税抽收方面,已经筹集了两年路款。一九一一年(辛亥)五月,宣布“铁路准归商办”的清皇朝却又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强取豪夺地要把川汉铁路抵押给英国。四川人民为了争取路权,阻止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腹地,纷纷组织“保路同志会”。同年九月初,川汉铁路股东大会在成都召开,举我为副会长,联同“保路同志会”的罗纶、蒲殿俊等,向四川总督赵尔丰请愿。成都市民也罢市声援。九月八日,赵尔丰将我们八人诱到督署花厅,反缚住双手逮捕起来,特别在我和罗纶的颈上架着大马刀,胸膛抵着洋枪。这杀气腾腾的场面并没有吓倒我,我反而向赵尔丰据理力争,说:既然准许四川人民出钱来修川汉铁路,断不能说路权不属于出了钱的四川人民。即然“庶政公诸舆论”,断不能说四川人民争取自己的路权是非法。要是出尔反尔地把路权从人民手中夺去出卖给外国,这简直是引狼入室,为害不浅!赵尔丰无词答辩,拍案大叫:“张澜,你太强横!”随即将我们囚禁起来。群集督署要求释放我们的成都市民,竟遭卫兵开枪驱逐,死伤二十余人。这样残民以逞的清皇朝,怎能不被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推翻掉!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组织了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致使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袁世凯掌握了国家大权。所谓“临时约法”也就成了废纸一张。

      袁世凯把政府从南京搬到他的势力范围北京,在一九一三年率性撕毁“临时约法”,指使喽啰们编造“天坛宪法草案”〔1〕,其中规定“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抛弃了“临时约法”所有的进步精神,公开恢复封建制度的思想基础。我当时在北京任众议院议员,亲眼看到袁世凯攫取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以后,又处心积虑地玩弄“宪政”,以逐步实现窃国的阴谋。衰世凯就是这样“行宪”的:当国会不选举他作正式大总统时,他就指派喽啰们包围会场,叫嚣:“今日非将公民所属望的总统选出,不许选举人出议场一步!”于是议员们从上午八时直到下午十时,挨了一天饿,投了三次票,才被迫把他“选”成了大总统。袁世凯为了便于放手窃国,便解散了国会。我也就回到了四川。第二年袁世凯居然穿起龙袍,称起“洪宪皇帝”来。蔡锷在云南起义讨袁,我就联合四川旅长钟体道,以及川北全部、川西一大部的武装民团响应讨衰,并在南充宣布独立。全国各地起义的炮火,不久就轰垮了这个窃国大盗的“宝位”。

    继承袁世凯衣钵的大军阀曹锟,在一九二三年曾经公布过什么“中华民国宪法”,实际上只不过是“天坛宪法草案”的翻版。此后,蒋介石在一九三一年公布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在一九三六年公布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亦即所谓“五五宪草”〔3〕,最后在一九四六年又由伪国民大会通过一个“中华民国宪法”。所有这些少数人“钦定”的伪宪法,都是用来奴役和压迫我国人民,巩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这些遗臭万年的伪宪法,不但与民主毫不相关,恰巧是强奸民意,只有给我国人民带来重重的灾难。旧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仍然原封未动。所不同的,就是从清皇朝一脉相承的反动统治,到了蒋介石这个徒孙,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蒋介石一面狺狺不休地嚷着“民主”,一面却廉价地拍卖祖国利益给美帝国主义,凶残地向祖国人民开刀,蒋介石带给人民的灾难,实在是罄竹难书。蒋记“民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和全国人民是领教得不少的。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写过《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的小册子,戳穿了假民主的把戏,这小册子就被禁止发行。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伪国民大会,要通过蒋记“宪法”。前一天的晚上,我在重庆打长途电话给南京的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说:“我们民盟必须在政协决议全部实现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民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要万分慎重。”民盟终于拒绝了参加御用的伪国民大会。后来蒋介石竟抛开“民主”的遮羞布,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禁止民盟活动,逮捕和屠杀民盟盟员。那时我在上海一个医院里养病,蒋介石终于派军警把我在医院中监视起来。当时要不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营救和解放大军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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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 1954年9月    来源: 原载《中国青年》1954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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