纤尘不染的张澜先生
吕光光
当权者能否清廉从政，关系至为重大。倘若弄权以奢以贪以暴戾，均不免自贻伊戚，甚至自取灭亡。唯有清廉自持，俭以养德，静以修身，方能使人出污泥而不染。证诸历史，真是“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屡验而不爽。试看远古的事例：《尚书·无逸》中谈到商朝的灭亡，是由于“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问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到纣王帝辛，更在邯郸以南、朝歌以北这一范围内广建离宫别馆，并筑“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上行下效，大小官吏无不沉湎于酒色，以致“庶群白酒，腥闻在上”。如此腐败堕落，焉有不亡之理。正因如此，自古以来，头脑清醒的人，莫不在俭与奢、廉与贪、仁爱与暴戾方面，作出正确的选择，从而守死善道，流芳千古。
世所周知，张澜先生在我国近现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他清廉自持，纤尘不染，在福国利民的事业中，表现出崇高的道德风范，而为世人所景仰。诸如他在民国初年任川北宣慰使时，在短时期内使川北人民民生利乐，而他却负了债，不得不变卖仅有的祖遗四挑田产以偿还欠债。在“无官不贪”的旧社会，他却做了赔本的高官。这种高洁行为，使他赢得了“川北圣人”的尊称。后来他升任四川省省长，他的夫人仍在川北农村放牛割草，从事农活。在“夫荣妻贵”的旧社会，他的家庭，始终是一个“寻常百姓家”。在20年代他创办成都大学，虽身为校长却领取普通教授的工资。就连这样的工资，他也要分出大部分去资助贫苦学生和支持进步事业。学校的全部财务开支，他都要定期向教授、职工和学生公布，并欢迎大家监督审查。从1941年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张澜接任主席以后，即因他的个人威望而得道多助。民盟历年所需的经费，许多是由他募集。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他应中共中央邀请来到北京，那时民盟的全部经费由国家开支，还将他所募集的余款数十两黄金自上海携来北京，全部交给民盟总部。
早在1919年张澜先生在北京任《晨报》常务董事时，曾将川汉铁路股款的部分利息，先后拨给西南地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二百余人作旅费。这些旅费的数额颇大，后来他的政敌借此攻击他“吃铁”“贪污”，他便将经手的账目一笔笔公之于世，当即封住了政敌之口。他身居显宦，但从不经营自己的住宅。除了在家乡的住宅外，在任何城镇他均无一椽片瓦。他的政敌曾去他的乡村住宅“抄家”，只见他清贫到“家徒四壁，环堵萧然”，也不得不对他肃然起敬。
由于张澜先生的自身修养极严而自奉又极俭，终其一生他都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是苟利国家，生死以赴。清朝的封疆大臣四川总督赵尔丰曾对他大刀架颈、洋枪抵胸，威逼他屈服；他临难不惧，却对赵庭争面斥，以保卫人民的权利。他经历过国民党特务的恐吓、殴打、软禁、谋害，而在争取民主方面，决不退缩。他能刚正不阿，在于他坚守一个“清”字：既贵清廉，又贵清醒。清廉则一丝不苟，清醒则百折不挠，明心见性，无私无畏。
张澜先生居高位而不图富贵，处贫贱而恪守清廉，终生不失“布衣”本色。1949年10月1日，他身着布衣，头戴便帽，登临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一时传为佳话。他在解放后还有两件鲜为人知的轶事，不妨公之于众，裨有助于国家的廉政建设。一是政务院周恩来总理批准由国家给几位党外知名人士每月200元特别费，这在当时是一大笔款。当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亲往公馆告知此事时，他说：“我已是国家一级干部了，不能再增加国家的负担。”李部长却说：“表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还得请表老接受。”李部长引经据典，说得他掀髯大笑。但对这项特别费仍执意分文不取。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只好将此款按月存人银行，到他1955年2月病逝，全部归还给国家。另一是1954年春我国举行第一次普选时，中南海编成了一个选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成员又编为一个选民小组。这个小组的组长由政务院办公厅秘书处处长梁蔼然同志担任。梁组长不便召集这个小组的老同志老先生们来开选民小组会，改由他分别拜访这些选民，汇报候选人名单的酝酿情况并征求意见。选举事毕，梁组长在总结此次选举工作时，谈到他有机会跑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以上的数十家公馆，感到张表老、陈叔(通)老两位的公馆十分朴素，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实证明，这是梁组长的由衷之言。
四川人称清贫为“淡泊”，寓有恬淡寡欲之意。因为四川人民服膺诸葛亮在《诫子书》中的两句话：“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既反映高尚纯洁的精神，又体现远见卓识的智慧。通观张澜先生一生，这两句话也集中表现了他的人生态度。在当前某些人热衷于升官发财、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寡廉鲜耻之际，就更加需要有张澜先生这样的楷模，使淡泊的春风多吹拂，使淡泊的时雨多滋润，使淡泊的阳光多照耀，使淡泊的灵泉多浇灌，从而清心寡欲，净化心灵，以提高思想境界，增益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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