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在蒋介石不抵抗主义指挥之下，几十万东北军一枪不发，退入山海关。日军于十六小时占领了沈阳、长春、鞍山、抚顺等十八座重要城市，仅仅三个月时间，东北全境沦陷，三千万同胞，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立即处于日寇铁蹄之下，惨不可闻。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此时张澜已辞去成都大学校长职务回到南充，在南充以马列主义原理积极宣传抗日。据他的家庭教师林金若回忆：一九三二年春，张澜在南充中学及公园里群众大会上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国内外形势，讲解抗日必胜，日本必败，深入浅出，大家听得非常高兴，兴奋极了。共产党员陈文等立即在南充成立了抗日救亡宣传队，在街头和农村向广大群众宣传。时杨森的部队驻扎在南充，红军先遣部队到了川北，川北群众群起欢迎，红军发展很快。南充地下党领导中苏俊、王燕荪是张澜的亲戚，贾子群是张澜的学生，他们欲开大会迎接红军，张澜支持他们。有一天杨森在城内开会，欲诱徐向前的部队自蓬安周口过河全部歼灭，张澜得知派南充中学工友袁义和星夜赴仪龙马安场红军指挥部报信，使红军有所戒备。杨森疑与张澜有关，恨极，欲加害张澜。传说一天张澜在鸡市口行走，一颗子弹从他耳边飞过，张澜遂与奚致和避居城外。
一九三三年春张澜离开南充到重庆。重庆是刘湘的防区，刘湘是四川最大的实力派，又是张澜民国初年任川北宣慰使时的警卫营付营长，素来尊敬张澜，张澜对他很有影响。此时的刘湘一面欲借蒋介石的力量征服其他军阀独霸四川，一面又感蒋的压力大，徘徊不安。张澜劝刘湘自重，勿为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共”所蒙蔽，应走抗日救国的道路。刘湘有所觉悟，请张澜组团以考察教育与实业为名，顺江而下，经武汉、南京、上海、广东、广西、香港……等地，联络中原反蒋大战及淞沪抗日战争，的爱国人士会见了胡汉民、蔡廷楷、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以及许许多多爱国民主人士，了解到南方各地都不满意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主张团结起来，联共、抗日、反蒋。
秋天，张澜回四川后，拟将情况向刘湘汇报，动员刘湘与李、白合作。然而此时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刘湘受了蒋介石诱惑，打出“攘外必先安内”旗号，一面反共，一面组织“安川军”，发动了二刘大战（刘湘与刘文辉之战），走到了抗日救国的反面。张澜力劝刘湘悬崖勒马，适可而止，直到蒋介石的参谋团入川，刘湘“乐极生恐”，张澜不厌其烦，又劝他联络粤，桂走抗日道路，终得刘湘采纳，派人北联冯玉祥等南联李济深等。
到了一九三五年春夏之际，上海中共中央执行局派张曙时入川，做刘湘的统战工作，曾经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四川老共产党员李嘉仲介绍他与张澜相识，张澜尽力帮助，道义与利害相结合，刘湘联共之心毅然而定。秋天，党中央又派李一氓来成都，刘湘委托张澜、鲜英、钟体乾为谈判代表，达成川康支援红军的秘密协议。一九三六年四月间，李宗仁派叶琪来成都，刘湘又派张斯可到桂林与在桂林的红军代表廖广云三方面共同签订了“川、桂、红”军事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蒋介石不抗日，再打内战，三方面联合起来反蒋。经过这一协定，党中央稳定了西南，放手发动西北及东北方面的统一战线。
接着九、十月间党中央派张澜次子张慕良由苏联回国，协助张澜工作。张澜十分高兴，常与他谈论时事，两人都认为四川是中华民族复兴基地，也就是抗战的基地，做好刘湘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可以影响全国，从而更加努力稳定刘湘的决策和路线，形成了延安、成都、桂林互派代表的局势，促成“西安事变”的发生。刘湘派王千青常驻陕北，有密码电报与二十一军联系，三七年刘湘死，三八年二月王千青回四川。
“西安事变”前夕，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日张澜应《新民报》之请，写了“抗日救亡之壮丁训练及外交联合问题”一文，主张全面抗战，他说：“我国军队之劲谏，器械之精利，咸不如人，然则何所恃而操胜利之左卷乎：一曰我国人口众多，宜作全民武装之防卫战，以数量之长，补质量之短，二曰审择友敌，以得援而自固是也。”他断定说：“失地之收回，实为我国人民永久不渝的决心，对日抗战之展开，殆将如积水千仞之上，不可遏止矣。”
“西安事变”发生时，张澜在南充，听说蒋介石被捕，他叹息着说：“国民党内不知有几人出来称王，几人称霸。”李济深来电，请张澜劝刘湘出兵声援张、杨、张澜与慕良商量，静观中共态度。由于毛泽东的英明，高瞻远瞩，将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派周恩来到西安劝张、杨释放了蒋介石。刘湘闻讯，翻然醒悟说：“共产党抛弃多年仇怨，搞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真正爱国的党，”深感自己打了几十年内战，没有搞出明堂，决心高举抗日大旗，做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