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由成都大学教育研究会编辑的刊物《现代教育》正式出版。张澜先生为该刊写了一篇题为《我们关于教育的主张》的发刊词。在这篇文章中，张澜提出的教育主张有两点：一是教育精神的独立自由化；二是教育制度的贫民民主化。其中，“教育制度的贫民民主化”这一主张与今日的教育强国思想有着许多共通之处，现摘录部分内容供大家赏阅。张先生首先指出当时中国的教育现状是来自欧美，具有很强的阶级性：

 “中国的学校，取法于欧美。欧美国家的教育，仍是一种阶级制度，他们在表面上虽无限制，校门大开，连“学校重地禁止闲人”的牌子都没有，然而实际上，要有钱的子弟才能入学，这种经济的限制，比“学校重地禁止闲人”那块牌子还有力量得多，不过不是禁止闲人，而是禁止穷人。中国的教育，既是从欧美来的，所以自然亦就带了这种阶级性质。小学以上，至于大学，一切学校，不论国立、省立、县立、市立，总而言之，都是用公共的款项所办。而且这种公共的款项，无论贫富，就是穷到工人，苦力、雇农、贫农，一点财产都没有，也是出了一份的，因为这种公共的款项是从一切直接税间接税抽收而成。但是入学的学生，就限于有财产者的子弟，而且这种由公共款项所办的学校，很普遍的要征收学费，再加之以这样费那样费合起计算，有财产只能维持生活或剩余不多的人，都没有入学的可能。并且学校底等级愈高，用费愈多，于是中学成为小有产者及富农的学校，大学成为大有产者及地主的学校，比小有产者还不如的市民及自耕农，就只能进小学，工人、苦力及贫农、雇农，他们的子弟，要当学徒和见习的工农，连小学都不能进。这种由欧美传来的虚伪的民主教育制度，实在系真的阶级教育制度，完全是一种依照人民占有财产的多寡而设立的阶梯式的教育，这样的教育制度，与其说是民主，不如说是教育的封建，还名实相符些。”

 针对这样的现状，张先生提出一系列的质疑：

 “在这种制度下，还有广大的人民，如像工人、苦力、雇农、贫农以及负贩、小商等，出了很多的苛捐杂税，教育附加，而还不能送他们的子弟来读书，这固然是经济制度的关系，但也是教育制度的缺点，一切学校既然是公款办的，为甚么又不注意这个问题？为甚么又置贫民教育于不顾？为甚么又要征收学费杂费？为甚么又不履行义务教育了为甚么又只偏重专门人材的培养？为甚么又用公款送有高等知识的人出洋留学？……举凡这些，都证明了特殊阶级的教育制度只注意特殊阶级的子弟，是一个显然的事实。那么，大多数人出了钱办学而不能读书，尽了义务不能享得权利，这不是世界上最不公平和最反正义的事情么？”

 最后，张先生提出自己的主张，应该要向苏俄学习，去致力于贫民教育，应该提出贫民教育的口号来反对资本的贵族教育：

 “这种建立在多数人出经费少数人享权利的制度上的特殊教育，完全是变相的贵族教育。人民有纳税的义务，应该有入学的权利，一切学校，不仅应该免除学费，而且应该设法使出了很多间接税的工人、苦力、贫农、雇农的子弟能够读书，这也是国家兴学教民的本意。现在能够符合这种要求的，就世界各国的教育制度来看，只有苏俄，只有他们很努力于这种贫民教育，这是十年来的事实，不能否认。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只有解决贫民的教育问题，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的教育制度，从前的平民教育不过是工商业家反对封建的贵族教育的口号。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同了。职司文化与从事革命的教育者，应该提出贫民教育的口号来反对资本的贵族教育，这是我们把少数人的民主制度教育改造为多数人的民主制度教育之一种历史的任务。”

 张先生清醒的认识到，“只有社会和政治的改造，才能完成教育的改造”。当今中国不仅仅已经完成了社会与政治的改造的历史任务，而且正在勾勒新的发展蓝图。十九大报告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报告中一句“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暖人心扉。要让教育在公平基础上实现“有质量”，关键要解决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区域配置不均衡的问题，更加注重补齐短板，更加重视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薄弱学校、贫困地区、困难群体倾斜。进一步完善资助体系，不让孩子们因为家庭贫困失学。我们深信：孩子们能通过“有质量”的教育而成为更好的自己，不断夯实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