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很多年以前，我就认识张表方先生，而那种认识，是太普通了。严格的说，我「认识」了张先生，是应当在民主运动以后，尤其是近二三年来，我们过从既密，每一个月中，有时要会晤十余次。且有一个时间，我同他住在一个房子内，而且是同寝室，先后两次，每次都有几个月之久。从他的一切言行中，尤其是在空闲的时间，同他聊天，每一谈常常谈到大半天，他追述他许多往事，更从他的种种议论上，使我真的是认识了他。

近些年来，关于张先生言论事迹的纪载，报上随时可以见到，上年再生杂志，有一篇「民主老战士张澜先生剪影」，最近上海新民报的内幕新闻中，有一篇「民盟主席张澜其人」，对张先生的生平，都有一个轮廓的叙述，在后一篇中，途述得更详，但也并非没有错处。例如说过去四川当政的刘湘，及现在的刘文辉，都是张先生的学生，这就并非事实。依我想，大概因为杨森、王缵绪是张先生的学生，而杨森，王缵绪又是刘湘进军官速成学校时的同学，所以就误会张先生是主办过军官速成学校的。其实杨森，王缵绪之为张先生的学生，是在南充中学校，而不是军官学校。因为杨是广安人，王是西充人，所以都进顺庆（南充）中学，他们中学同学中，并没有刘湘，倒有朱德，朱是仪陇人，故也是顺庆中学的学生。这些本无关宏旨，而且，我写这篇文字，也并不打算写成传记体裁，对张先生的事迹，不想事无巨细的都写上去，也就更用不着对张先生的事迹，再来「考证」一番，我的意思是偏重在「认识」两个字上。而且这认识，又只不过是「我所认识的」。
我认识的张先生是一个直道而行的人，有时且近于憨。据他自己说，他少年考试的时候，同列的童生们，都不喜欢同他住一个旅馆，原因是说他「脾气」不好，他是爱同人「抬杠」的。所以大家都避他。
他这直道而行的性情，确是一直不曾变过，有些人是会感到「受不了」，然而又确实能原谅他并无恶意，也就正因为他的直憨，是使人能够深深的了解。比如说他去年八月在重庆，蒋主席约他晤谈，他以「诚」「明」两个字，期待蒋主席，在他发挥意见的时候，他直截了当的说：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不是口里这样喊，而是要有诚意去行，他又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像党部要退出军队，固然是军队国家化的必要条件，但一面说党部要退出军队，却一面拉军官入党，又把带兵大员统统变成党部的中央委员，这是把「党化军」变成「军化党」，这能算是「国家化」吗？这能瞒人吗？这就是欠诚。这些太直率的话，又由他那种太朴实的口吻中，冲口而出，毫无修饰，一定很难听。普通想象，也许认为蒋主席会不大高兴，而不知正得其反，据说蒋主席不但不以为忤，到还连连点头，认为「很好」，就连在旁边陪坐着的吴铁臣先生，听了张先生这些直憨之言，也颌首微笑，似乎很心折而首肯，可见你如真能够，「直」，姑无论说得是与不是，与乐听之者在听了之后从与不从，但至少受听者是并不以为「忤」的，原因就在你如果真能以直感人，人也就会略其迹而原其心。
张先生是民盟的主席，而民盟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团体，有人一定以为张先生必是一个手腕灵活的人。那知恰恰想反，张先生的妙处，就在丝毫不懂得什么叫做手腕，他对人对事，老是那么一套里外为一的作风，有时我在旁边听见他同旁人的谈话，和他对一些事的处置，我是有些不能同意的地方，在我以为他那种过于直率的作风，似乎很难收调协之效，而过后事实证明，倒是他的作风，维系了同盟的向心，『日计不足月计有余』这句话，在这里,是恰好的评语，照我的了解，张先生的高明处就在『直』，巧妙处就在『拙』，就这样，他真的领导了同盟，而且领导得恰到好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民盟对个人或团体，是不苟且合同，也不故为立异。有些个人或团体，在形式上是分了家，而在精神上的联系，是并不会断，例如董时进先生，虽然退了盟，而董先生有事，张先生是仍然热心的为他帮忙。又如青年党、民社党中许多朋友，在张先生看来，仍然是好朋友，并不因他们退盟之故，而有『排他』的念头。这里，得声明一句，张先生却不是不论是非人，大概他是把『政治主张』合『私人交谊』划分开了的，政治主张有不能相合，他并不枉道以求强合，他常这样说『政治的原则，不可以将就人，这点含糊不得，』但他对人，却不因党见不同，而一概抹煞。于此，我可以追述一段事实，张先生在民国初年原是进步党党员，但他在民七(注：民国7年)任四川省长时，他的秘书长潘大道先生，却是一位有名的国民党人，当时进步党中人，对这事很不满意，甚至以此诘难他，他的说法很简单，他说：『四川的人才，数得清楚的只有几个人？再要因党的关系，而存『排他』之念，那吗政党政治，就会永远得不到人才来用，这于老百姓有什么好处？
政治不是为老百姓而为党，政党不是为政治而为党员的位置，岂不把政党的性质，变成私人权利集团，而不是公众的政治集团了吗？』本来，在民初的所谓政党，大家对政治路线，本就很模糊，而对政策的规定，大家也都相差不远，张先生在那时这样说，是本于『对事以公』『取人以才』的意思，而更主要的一个意思是主张『容纳众意』，是尚同而不执偏的。
由于这意思的发展，所以张先生是最主张联合政府的。更说一句，张先生的所谓政治原则，也是尚同，而不执偏，他是主张以『协商』来规定原则，以『协商』来解决问题，对一切执一己之偏见，以强人从同的办法，他都不赞成。他之所以为民盟发起人；乃至领导民盟，与乎对政治协商会议之甚感兴趣,大概就是由这些办法符合于他那种见解的原故。
有一次他向我说：『我最讨厌党（这大概就是由于进步党反对他用潘大道所引起的反感）因为凡是一个党，都有强烈的排他性，现在我却抓了一大把党在手里，真太奇怪！』说时他是呵呵大笑着，大约他是很肯定的认为同盟是无排他性的，因为如有排他性，便不会联合（同）起来。至少他个人是这样看法的。
说到联合政治，他是曾经试验过来的。他在十七八年前，任成都大学交长的时候，他所聘的教授，有共产党人（叶青等）有青年党人（李璜、陈启天、魏时珍等）有国民党人（熊晓岩等）有旧派的林山腴老先生，也有打倒孔家店的吴虞先生，一样的他也是抓了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