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是一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兼爱天下，严以正己，是张澜终生一以贯之的准则。从“仁爱”的博大精神出发，张澜运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批判地吸收了儒墨两家关于义的学说的精粹部分，在法制、政治、道德、经济等方面给予了全新的阐释和全新的宏扬。
一
    张澜说：“仁者，禀于天而体之人者也。”<1>“仁为天理万善之长也。”<2>仁是秉承天地万善的大德在人心的具体体现，要实现仁，必须经过义的途径；不经过义的途径，就不能达到仁的境界：“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3>《中庸》指出：“义者，宜也。”朱熹注云：“宜者，分别事理，各有所宜也。”<4>将义解释成只在具体事理上求合适，是十分错误的。义，就是“事之宜”，就是以天理的仁德之心来衡准万事万物，求其恰当，无一毫超过，也无一毫不及。如果舍去仁德，只在具体的事上求合适，那么就没有衡量事物的标准，也就没有根据事物变化而作出灵活处置的依凭。就会奸狡并生，人心惑乱，社会风气大败。
    《礼记•礼运》篇说：“义者，艺之分，仁之节也。”“仁者，义之本也。”唐•孔颖达疏云：“此明仁须义也。义者，裁断合宜也。艺，才也；仁，施也。人有才能，又有仁施，若非义裁断，则过失。故用义乃得分节也。此唯明仁须义。而云才者，因明一切皆须义断。”<5>“义至断割，能服于人，故得义者强。”<6>义如果不本之于仁，裁断就没有慈爱之心，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缺少人性化。仁如果没有义来衡度，就会宽柔得漫漶无边，社会就无纲纪。因此，义本之于仁，仁节之以义，就会刚柔相济，张弛有度。儒家从伦理的层面上，认识到了仁和义的辩证关系，将义定义为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适宜的准则。由于人与人之间道德水准不一致，思想意识有差异，自觉遵守准则的行为也就有高有低，因此为了维护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正常发展，社会和谐，必须要有共同准则强制人们执行。于是，张澜就将儒家伦理上的义强化到了法制的层面上：“顾行之宜不宜，必由内心加以裁断，而裁断得宜处，即为当然之法度，而不可易者。”<7>本来，在早期的儒家那里，义也含有法制的意思。在古时仪字写作义，《说文》：“仪，度也。”清•段玉裁注云：“度，法制也。”<8> “师职曰：古书仪但为义。今时所谓义，古书为之宜。”<9>《礼记•表记》说：“义者，天下之制也。”唐•孔颖达疏云：“义，宜也。制谓裁断，即使物各得其宜，是能裁断于事也。”<10>用近代的法学观念来看，儒家的这种义实质上只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自然法则，其规范人的行为的作用更多的还是体现在伦理的层面上。张澜对此也是予以充分赞赏和肯定的：“制谓以本乎天理之法度，而裁断于事，使物各得其宜也。”<11>但张澜并未止于此点，而是将义提高到政治法的层面，是国家作为调和所有人的利益关系的工具，是强制所有人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也就是说义除了道德的观念外，更多体现的是法律的约束力。那么，不分阶级，不分政党，不分领导者被领导者，不分有产者无产者，总之，所有的人，“当于法度则为之，不当于法度则不为。一言语，一举止，皆加之以裁断而不敢有丝毫之苟。”<12>义(在这里是法律用语)是天地间的严凝之气，铁面无私，在它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得徇情枉之。因此，执法的人必须做到：一“克己”，即克制自己私欲，明辨是非；二“复礼”，即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不枉不纵，断案无偏颇。这样才能建立一个法制社会，社会才有和谐的基石。
    世事纷繁复杂，而又流动变迁不居。面对各种不同的世态必须采取不同的策略，即“权”，也就是“权变”。但必须要达到“仁熟而后义精”<13>才能通达“权变”。事无定形，却有定理。这定理就是仁的境界，义的标准。拘泥于事物的形式，一定违背义；而不以义为准则，则是为一己之私而不择手段的阴谋狡狯之徒。所以，《论语•里仁》指出：“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朱熹注引谢良佐的话说：“适，可也；莫，不可也。无可无不可，苟无道以主之，不几于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学，所以自谓心无所住而能应变，而卒得罪于圣人也。圣人之学不然，于无可无不可之间，有义存焉。然则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14>孟子也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15>朱熹注云：“大人言行，不先期于信果，但义之所在，则必从之，卒亦未尝不信果也。尹氏云：‘主于义，则信果在其中矣；主于信果，则未必合义’。”<16>张澜从四川保路运动开始，经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第一、二次国共内战，直至抗日战争，其间世事大动乱、大变幻为历史上少有。政治上的波谲云诡，军阀间的背信弃义，使人民饱受战乱痛苦，流离失所，国家凋敝。张澜深切痛感拘泥于形式，放弃权略，不以正义的策略对付非正义的策略，必遭失败，所坚守的仁和义也会丧失。所以，他说：“能立，则义之为道也正；能权，则义之为用也神。要皆一本于天理之所宜以为制断而已矣”。<17>也就是说，通达“权变”的策略是坚守正义的生命线，务必充分注意，切不可粗心大意。
    必须指出的是，张澜所强调的不“泥于形”，“以其能合于权”，必须要有一条根本原则贯彻其中而不能动摇，这就是义：“惟能一以天理为制断，恒怀自尊之心”，“恒怀自强之心”，“能自尊，能自强，斯可与为义也”<19>，要自尊，要自强，必须先做到“知耻”。“羞恶之心，义之端也。”<20>一切通达，一切权变，必须以义为准则，必须合于民众的利益，否则，就是无耻，与禽兽无异：“耻即义之发见乎情者也。廉与耻皆义之一节，而有耻尤要，存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21>凡是无耻之徒，都要胡作非为，不在于其地位高低，为一己之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祸国殃民。张澜例举了四种人，是其无耻之盛者。第一种人，国家稳定时无正直的品行，国家混乱时变节投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