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写这一封信的心景

解放两年，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开展了全国性的土地改革运动。翻天覆地的变化，张澜的心景是不平静的，是高兴的。张澜在回忆往事中写了几句话:“民国八年在北京时，与湖南梁乔山晤谈，彼告我以集体主义与共产主义，我遂写文一篇，登于《晨报》，友人邵明叔见之，仓皇来儆我，曰:表方，您又来放火。共产主义刊登报章，以我此文为创始也”

他上溯自已1919年“五四”运动之时的思想观点，联想及今后中国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感触颇深，提笔给毛主席写了这封信，并抄呈了《墨子贵义》全文。

 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很多人读过古典《礼记·礼运篇》的，有很多人景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样的大同主义的。但是二千数百年过去了，正如墨子所说，“上弗以为政，士不以为行”，总是行不通。近世康有为对满清王朝上“大同书”，主张变法维新。孙中山集合有识之士闹革命，主张“天下为公”。一切人，一切主张成了空想，张澜为研究这一问题而研究《墨子》，他认为墨子之兼爱交利是一伟大理想，《礼运篇》上“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墨子的思想，即交相利之实现，也就是财产不为私有，劳作不为私利，并且认为交相利，又是彼此各尽所能，彼此皆得所需的条件，这种新社会，与今世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相近的，其所以不能实现，乃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今世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生产资料是公有制，而非私人所有制。所以社会主义能够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共产主义能够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张澜拥护毛泽东主张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想实现大同世天下为公的理论，必须是将中国的优良的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并且要学习墨子那样的苦志苦行忠于自己理想，这样才能够创造未来的共产社会。

   这里附带说明张澜在1919年所写的《答梁乔山书》 ，和1948年所写的《墨子贵义》的文章背境，用以说明张澜的苦心苦志，诚如墨子其人。

     张澜是1918年5月到达北京的，当时他是四川省省长。苏联十月革命性利的消息，也传到了中国。一时之间，北京知识分子的思想，骤然活跃起来，但是各种主义，各种学说，其说不一，张澜重视新生事物，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接管了研究系办的《晨钟报》，改组为《晨钟》自任董事长，聘蒲殿俊为社长和总编辑，聘李大到为副刊总编辑，副刊是宣传新文化，新政治思想的阵地，撰稿人有梁启超，鲁迅，郁达夫、陈独秀、闻一多、沈雁冰(茅盾)等人，设有“自由论坛”，和“译丛”两栏目，张澜于1919年4月28日发表《答梁乔山书》，文章认为，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前报上见到的只是李大钊写的“法俄革命比较观”，“布尔什维克党的胜利” ，仅介绍世界革命和苏俄革命的情况，没有论断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论断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人,张澜确是第一位。由于事隔三十多年，八十岁的人的记忆力、不是那样很准确，所以写成了“共产主义刊登报章以我此文为创始也”。在当时，像他这样一个有地位的人，有此卓越见解，真是凤毛麟角。

 1947年11日，解放战争胜利在望，蒋介石张皇失措，迁怒于中国民主同盟执行了中共的地下路线，强迫解散了民盟总部，把主席张澜软禁于上海虹桥医院，找机会杀掉他。面临着生命的危险，张澜威武不屈，认为“当死而死，长留正气”，如果“偷息百岁，内昝神明”他置生死于度外，写《墨子贵义》以明志，那年冬天，大雪纷飞，特别寒冷，小偷又偷走了他唯一的一件皮袄，他不惧严寒，伏在方桌上写《墨子贵义》，以及于成。   

在张澜给毛主席信的结尾有两句话，特别值得我们深思。“一切伟大理想的人，均不免于有空想，此固不独墨子为然，后之人正不必以此致其不满，而当钦敬吾先民所抱理想之伟大，尤当学习其忠于自 已理想，而力行不怠之精神，这是力透纸背的点睛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