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到将要产生巨大变革前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除了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兴起外，中国社会里的新旧思想还发生了激烈的碰撞。此时，张澜正居北京，他亲身经历了五四爱国运动，其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振动。深入研究张澜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对于了解他以后思想的变化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
    怎样对待五四反帝爱国运动，这是考察一个人在五四时期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张澜表现出来的仍然是他继辛亥保路运动以来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虽然我们至今还未发现他当时对五四学生运动的直接评论，但我们可以从他主持的《晨报》的活动中看到他的态度。
    1918年春，张澜因四川军阀混战被迫离川赴京。5月初，他受命在北京设立“四川省长行署”，暂时驻京，并于是年底以省长身份兼任了《晨报》的常务董事，负责该报的实际工作。19l9年春，中国政府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参加了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举行的“和平会议。4月30日，和会无理拒绝中国人民关于取消列强在华一切特权和“二十一条”，以及收回青岛等正当要求，决定承认日本对青岛的占领，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与日本，此事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愤慨，更引起张澜和他所主持的《晨报》的严重关注。
    五月初，《晨报》便开始报道巴黎和会的进展，2日，该报以《外交警报，警告国民》为  题证实了中国外交在巴黎的失败，文章表现示，如“草约”正式订定，“此皆我国民所不能承认者，国亡无日愿和我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3日，《晨报》又以“紧《要新闻”登出，《山东问题之最后五分钟》，指出中国已是到了“生死呼吸之倾”，呼吁“政府国民须坚持到底”。4日，该报在“论评栏”中发表《山东问题与国人之决心》，提出三条办法：(一)请政府致函赴巴黎的中国专使，坚不署名；(二)请政府向和会宣告脱离关系；(三)政府如让步屈服，“则吾民不能承认政府之所为”，号召国人下定决心，争回国权。①也就在这一天，学生们悲愤地上街游行了。
    五四示威游行发生后，《晨报》于第二天就在“紧要新闻”栏中以《山东问题中之学生界行动》为题，详细报道了“五四事件”的经过，并摘引了《北京全体学生界通告》，还以醒目的版式写出：“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6日，该报报道了学生实行联合罢课的情形，并以《为外交问题警告政府》为“论评”。阐明对5日学生罢课的看法，要求政府释放被捕学生。
    7日，是日本在1915年为逼使中国接受“二十一条”对华最后通牒四周年纪念。这天，《晨报》将第二张作为“国耻纪念”专号。专号在“告读者”中写道：“今日为国耻纪念日，吾人追怀国耻纪念之由来，目击今日外交之险象，旧恨新愁，填满胸臆，不识我举国同胞亦有同感否耶!”激励民众为争国权而斗争。
    由于《晨报》在五四运动期间敢于报导和支持各地的爱国活动和评击政府的买国行径，从而引起政府当局的惊恐和不满，5月2 3日晚八时，北京警察厅派人会同外右四区署员到《晨报》报馆检查发稿，规定以后所有新闻稿件均需审核之后才能登载，《晨报》报馆的全部工作实际上处于监视状态之中。但此事并未吓倒张澜等报社的负责人。次日，《晨报》以“本报特别启事”的形式揭露了政府当局对报社的无理搜查。此后，《晨报》照样发稿，并通过不同的表达方式将运动情况和政府对群众的镇压加以报道。
    以上史实，虽然是《晨报》所为，但这不能不反映出该报主持人的思想倾向和对五四运动的态度。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张澜对北京川籍学生的关心和帮助上看到他对爱国学生们的支持”。“五四”罢课、罢工后，北京的交通和邮电一时中断，致使当时在京学习的四川学生中许多人收不到家中汇款，生活发生困难。当张澜得知情况后，他便设法帮助借钱，以解决学生们在生活上的必要费用，从而使他们渡过难关。
    为什么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中张澜却没有公开发表过评论和主张呢?其原因是比较多的，其中张澜的艰难处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当时，四川军阀混战，张澜受到排斥。他的赴京可以说是被军阀们用武力逼赶出川的。张澜到北京后，四川靖国军司令熊克武与省财政厅长肖德明甚至还捏词通电，诬他在嘉陵道尹任上违令吞款，竟然呈请通缉。当时张澜对此极为气愤，并对川事更极为忧虑，故主要精力还放在如何安定四川局面的事情上，加上他又受命于北京政府，亦不便在京公开发文表态。尽管如此，但从他主持的《晨报》的活动上我们仍看到了他那不减保路风潮中的那种炽烈的爱国激情和不屈于压力的可贵精神。

(二)

    研求新的知识和理论，探索中国社会的出路，这是五四时期张澜政治思想中表现得最为突击的一个特征。
    1918年张澜到北京时，中国已经历了近三年的新文化运动。北京的文化思想界中，新的报刊、新的主义、新的观念正汇聚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