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夕--张澜如何力促刘湘转变
廖友陶
张澜先生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力主联共抗日，积极做刘湘的工作，逐步配合其他方面促成刘湘转变思想，作出“联共、反蒋、抗日”的决策。刘为反蒋抗日，图谋联络西广陈济棠、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和云南龙云，搞大西南同盟；联络冯玉祥、山东韩复渠、山西阎锡山和陕西张学良、杨虎城搞大西北同盟。其中最重要的是冯玉祥派高兴亚代表自己，韩复渠派冯推荐的郭春涛作代表，劝导和帮助刘湘拥护抗战，赞助民主，结交中共。高到刘部后的具体活动是：一、推荐汪导予、李荫枫训练刘部官兵。二、劝刘从政治上对抗蒋，主张和参加抗战，赞成民主和维护民主人士，对抗蒋的爱国政策和法西斯统治；劝刘同中共交友，促成刘派王干青去延安和接受李一氓、罗世文的联络。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抗战爆发后，党中央派张曙时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再度返川，并派李一氓同来建立党与刘湘的正式联系。刘湘委托张澜和鲜英、钟体乾代表川康同中共代表李一氓会谈，达成联合反蒋、抗日的协定。不久，李一氓回延安，党中央又派罗世文来与刘湘继续建立联系，在地方实力派中，进一步开展统战工作。行前，毛泽东主席接见罗世文，分析抗战以来政治形势，着重分析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湘等与蒋介石之间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指出：“刘湘处于同蒋介石的矛盾，迫于全国和四川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压力，正逐渐倾向抗战，并想借用我党的威信和力量抵制蒋介石的控制和吞并，保存和扩大自己的势力”。“刘湘在四川实力派人物中，军队最多，武器最好，实力最强，影响也最大，作好了刘湘的工作，四川抗战的局面就可观了”！罗世文接受任务，立即回到成都，向刘湘转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问候，详细阐述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肯定了刘湘抗日救亡的立场。刘湘听了罗的谈话，很感兴趣，表示愿与共产党交朋友，愿意尽可能在他辖区内保护蒋介石要抓的政治犯；但要求不在他的部队中发展共产党员。罗同意他的要求，之后，刘聘罗为顾问，还请担任他办的学员队政治教官。①三、推荐郭秉毅、汪导予参加刘部核心组织“武德学友会”，郭（中共党员）还担任该会秘书长兼总干事，成了实际主办人；还组建了更核心的“武德励进会”，进行更秘密的反蒋抗日工作：1、监视王缵绪、邓汉祥的联蒋活动；2、掌握掩护在保安团中的16团（或18团）精兵；3、组织土宪兵，对抗蒋宪兵，土特务对抗蒋特务，还设情报人员训练班，专门训练反蒋特的人员；4、主办民主性的《国难三日刊》；5、掌握保安处的组织、通讯、服务、联络等工作。②
在此前不久，李宗仁派参谋长叶琪来川，酝酿“红（軍）、桂、川大联合”，对付蒋介石的中央实力。叶、刘达成了协议。叶琪将返广西时，特介绍黄慕颜给刘湘，负联系川桂之责。后由刘湘的幕僚张斯可、乔毅夫、黄秋侠、王又鏞建议，派黄慕颜去南宁会见李宗仁，协商“联名请蒋先生领导抗日”。李宗仁表示赞同，即由黄慕颜起草请蒋介石领导抗体战争的通电，并商定由他将电稿带回四川征得刘湘同意后，再联络张学友、杨虎城、阎锡山等署名发出。
黄慕颜返成都，经刘湘赞同并商定又由他飞西安联络张、杨。黄慕颜到西安不几天，张、杨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发生。当时，各省地方实力派如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等16人，都统统通电全国，表示支持张、杨二将军。
刘湘则再成都召集高级将领开会商量，傅常、潘文华等钧主张立即调兵包围蒋介石在成都的軍分校和重庆行营，以策应西安。邓汉祥则不同意，说：“如果张学良杀了蒋介石，军校、行营搬得走吗？如张、杨放了蒋，我们又怎么下台？”
刘湘赞成邓汉祥的意见，要他去安慰蒋系人员。但仍急电黄慕颜，说：“枪毙蒋，湘即出兵。”事实上，刘湘派出的王缵绪部队已入陕西，到了汉中。同时，刘湘又通电对西安事变提出四项主张。其中第3条说：“西安事变，已使我国御侮之軍蒙受打击，若再继以大规模内战，我国家民族必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境”，“希望各省同仁以政治方法，促成和平解决”。并致电张学良，近议：“速求政治解决”。他还制止了第29军军长孙震率部队入陕准备讨伐张、杨的行动；因为孫震已遵何应钦2电令出动，其先头部队已到陕西宁强。刘湘则以川康绥靖公署主任急电孫部：“就地停止待命，不得擅自行动”。孫震不得不停止前进。
在中共中央促进下，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对此，张澜表示支持。刘湘最初诧异，思考后感动地说：“共产党真以大局为重，不计思怨。经历长征，到北方不久，軍事、政治、经济各方面尚待布置。这时如杀蒋介石，全国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必然演成混乱局面，徒为日本制造机会。这确是为国家着想，标举外御其侮的大义，非有当家作主风度，非有伟大眼光和气魄，做不到这一步！真令人折服”！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特别是1937年2月10日，中共向国民党提出四项保证：红色政权政治；红軍改编；取消武装起义；停止没收土地政策。刘湘知道了党作如此重大的让步，震动感叹，思想又前进一步。张澜先生忆述当时情况说：“1937年3、4月间，我同刘湘谈及中国大局，他深恶自法币政策实施，中国财政已趋稳定；自西安事变解决，国共合作，中国统一已告成功；其为中国大害，而预灭亡中国者，只有日本。非准备抗日，不能救中国之亡；非拥护蒋委员长，不能实行抗日。以为今后当以拥蒋抗日为目的，任何困难，绝不改变。其时，适值川中旱灾广110余县，饥民遍地，情势极为严重。而一般奸人乘机造谣，以为刘故主席将有反抗蒋委员长之举动，一面密保行营，一面运动军队，内外互相勾结，企图扰乱川省，以遂其攘夺之计。成渝两地，闹得满城风雨，祸机迨一触即发！幸赖刘故主席坚守拥护蒋委员长之素志，及准备抗日之决心，处以镇定，遂得化险为夷。迨至整軍完毕，而事遂大白”。③至于这世间刘湘的联共思想，具体反应在处理两件大事的行动上：一是签订《红、桂、川軍事协定》；二是聘请张澜、钟体乾、乔毅夫、张斯可推荐的王干青为顾问，并1937年8、9月间得到中共在川搞统战工作负责同志支持，派王为刘湘驻延安代表，直接同中共中央联系。其经过是这样的：抗战爆发，党中央派张曙时、李一氓来川与刘湘建立正式联系后，刘湘也先后派代表叶雨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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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
1987.12.25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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