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战前张澜政治思想简析
1933年，张澜偕同鲜英等人赴上海、广东、广西等地考察，与各方人士接触，了解到他们对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对内独裁政策深表不满，从而增强了张澜“抗日、反蒋”的决心。1936年其次子张崿（慕良）由苏返川，亦对张澜的政治思想颇有影响。“张崿于1926年去德国，曾任中国旅德支部书记。1933年去苏联，在共产国际担任宣传工作。中央红军抵陕北后，中共中央电召他回国，派至张澜身边工作。”<1>在儿子的影响下，张澜对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了较多的了解。这是，张澜的政治思想进一步演变为“抗日、联共、反蒋”。
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后，与四川省主席兼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刘湘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张澜曾于1936年冬促成刘湘派代表张斯可去桂林，签订《红（红军）、桂（广西）、川（四川）军事协定》以壮大反将抗日力量。其后，张澜又促成刘湘派代表王干青去陕北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中央又派李一氓为代表来成都。刘湘委托张澜与鲜英、钟体乾等与李一氓商谈，达成中共与川康地方实力派联合反降抗日的秘密协定。”<2>由此可以看出，张澜的“抗日、联共、反蒋”的思想已付诸行动了。
二、抗日战争时期张澜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
（一）积极主张举国上下加强团结，共同抗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张澜坚决主张全国各族人民加强团结，与日本帝国主义战斗到底。他严肃地指出：“全国上下，不分党派，共同救亡。除汉奸外，凡中国人都应起来负起抗战建国的责任。”<3>他主动出任四川抗敌后援会主任，积极动员四川各界人士全面支援抗战，决心与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抗战，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当国民党于1939年1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决议设立“防共委员会”，秘密发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消息传出后，张澜往见蒋介石，质问蒋：“共产党抗日，为什么你们不同意？”<4>不久，国民党制造了“平江惨案”，惨杀八路军罗梓铭等六位同志。张澜认为这是破坏团结，影响抗日的严重事件，便在重庆“特园”约集各界人士，请董必武报告“平江惨案”的实况，从而打破了国民党的消息封锁。
为什么张澜在抗战中一直主张团结抗战，反对分裂呢？他认为：“第一，假使内战扩大了，对日战争将变成何种景象？第二，假使内战扩大，必非短时所能收拾。其势必影响全世界的和平。第三，中国抗战已八年，犹未能胜利结束，人民困苦久已不堪言状。今又加以内战，人民更何能堪？”<5>为了促进国共两党团结抗日，他不辞辛劳，从中斡旋。他在国民参政会上大声疾呼：“国内的精诚团结与国共合作，将是巩固这种外交政策的基本力量。”<6>
为了集中全国力量，特别是集中全国武装力量抗击日寇，1943年张兰在致蒋介石的书函中提出：“彻底做到政治民主，使军队国家化，专用之于国防。”<7>他认为全国所有军队均应脱离党派关系，归属国家，由国家统一指挥，共同抗日，避免内战。显然，张澜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对于军队“国家化”，应当进行具体分析。“没有什么抽象的国家，也没有什么抽象的国家化，或者是民主的国家，而军队就化于这民主的国家之中，这是一种军队国家化。……或者是专制的国家，而军队就化于这专制的国家之中，这又是另一种‘军队国家化。’”<8>因而要使军队“国家化”，只能采取前者，就是必须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把专制的国家改变为民主的国家。只有这样，军队统属于国家，才能成为抗击敌人，保卫人民利益的武装组织，才不致成为“与人民为敌”的内战工具。如果“没有国家民主化与军队民主化，所谓‘军队国家化’，不过是军队军阀化、军队党阀化而已。”<9>所以，军队国家化的前提，必须首先是国家民主化（或政治民主化）。张澜强调“彻底做到政治民主”，进而“使军队国家化，专用之于国防”，其前提是明显的，目的也是清楚的。这与当时国民党人提出的“你交出军队，我就给你民主”，是截然相反的。国民党妄图“把民主制度的军队化为专制独裁的军队”，目的是想消灭共产党的军队。所以，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口号。
（二）积极主张全国应从速实行民主政治，立即废止国民党的独裁专制。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不仅没有结束“训政”，反而变本加厉地搞法西斯独裁专制，人民群众毫无民主自由权利。“人民遭受压抑，痛苦百端，不能上达，厌恨之情到处可见。”<10>张澜深感国内一切问题的“症结，皆在政治之未能实行民主。”<11>他在招待外国记者会上明确指出：“我们的中心主张，一向就是民主、团结、抗战三层。而其中尤以民主一层为中心的中心。因为我们相信，中国如不实行民主，任何政治问题、党派问题、经济问题、物价问题、抗战问题、军事问题以及一切社会教育文化问题，必都不能圆满解决。”<12>无论是在国民参政会上，还是在群众集会上，他一方面不断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种种弊端及其危害性；另一方面反复强调在全国迅速实施民主宪政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不但积极参加由国民参政会主持的“宪政促进会”，而且在成都他主动约集许多社会名流学者，成立了“成都民主宪政促进会”，以“研究宪草，促进宪政，倡导民权，实现民主为宗旨。”<13>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民主宪政的早日实施。
但是，国民党政府却借口目前仍处于训政时期，民众还需要经过若干时间的训练，俟其达到某种程度，然后才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