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各位朋友：下午好！
今天，很高兴来参加《新蜀报》创刊100周年研讨会，和各位一道回顾《新蜀报》的创办历史，缅怀先辈们的崇高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追忆《新蜀报》的历史贡献，这对激励我们继续发扬爱国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具有重要的意义。100年前的中国，处于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各系军阀混战，社会战乱频繁，广大人民群众继续陷于苦难的深渊，仁人志士纷纷寻觅救国救民的途径。 1915年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科学、人权、自由等，1919年“五四”运动，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爱国救亡，都是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启发了人们的爱国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1918年我的外祖父张澜先生作为四川省省长去北京向北洋政府述职，12月他以四川省长的身份兼任<晨报<常务董事，主持报社实际工作。他聘请李大钊主持副刊，增设《自由论坛》等栏目，发表论述新思潮及社会问题的文章；使该报明显倾向于新文化运动。此后，《晨报》经常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五四”运动爆发后，《晨报》以显著地位报道了各地爱国活动情况，还开辟“国耻纪念”专号，抨击政府的卖国行径，在社会上引起震动。为推动五四运动作出了贡献。
张澜先生在京还关怀教育事业，重视人才培养。当他知道当时成立的著名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中不仅有李大钊、毛泽东、赵世炎等，还有川籍青年王光祈、陈愚生等时，就叫杜象谷邀请王、陈面谈，还鼓励他们在四川建立学会组织，为建设四川储备人才。当时的四川地理位置偏僻，资讯比较落后，报刊很少，他致函给鲜英先生，嘱咐他与陈愚生在重庆办报，在四川宣传新思想、新文化。 在鲜英先生等出资人、陈愚生社长、刘泗英编辑等各方热心人士的共同努力下，1921年2月1日《新蜀报》以“输入新文化，交流新知识”为宗旨顺利发行了创刊号。报纸开办后颇有声色，不料发行几个月后，因支持学生抵制日货，被当局查封，外祖父张澜先生找到刘湘疏通，报纸改头换面继续刊行。后来他还推荐王白与任社长，聘留法勤工俭学回国的周钦岳任总编辑。周邀约同学陈毅为主笔，为该报陆续写了十多万字文章，很吸引读者。后来随时间推移，先后又有萧楚女、漆南熏、杨丙初、金满成、漆鲁鱼、萨空了、石宝瑚等人的加盟，报社聚集了一批有丰厚文化底蕴和新思想的优秀社长、编辑和作者，报纸办出了特色，销量逐步增加，影响逐渐扩大，在抗战时期成为了有全国影响的优势大众媒体。
《新蜀报》是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在四川扩展的产物，有突出的社会批判和文化进步色彩，被当时的知识界称为“青年的百科全书，黑暗中的领路人”，对知识青年和底层民众影响很大。在开启民智、主张民权、监督政府、反映民意等多方面《新蜀报》做出了很大贡献。例如：张澜及南充旅省同人的《请罗泽州革弊抚民电》，1926年12月29日《新蜀报》予以登载，对督促南充的当政者革除弊政，纾解民困发挥了作用。在抗日战争中， 1939年1月4日外祖父张澜及黄炎培、梁漱溟等人发表宣言，反对汪精卫接受日本首相近卫声明的叛国罪行，宣言送到重庆各报馆后，仅《新蜀报》一家登载，形成大后方公开声讨汪逆罪行的先声。
《新蜀报》从诞生之日至1945年11月，在时代的风暴中，起伏前行，始终是“民众喉舌”，正如原《新蜀报》主编李华飞先生所评价的“基本顺应了时代潮流和人民呼声; 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和大革命时期, 不愧为四川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一面旗帜。《新蜀报》在四川现代史上为推动革命前进所做出的贡献, 将永载史册。 ”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新蜀报》，更感觉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值得我们去研究，去保护。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