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14时讯 1921年2月1日，重庆下半城白象街附近，在这条列国洋行钱庄林立的金融街上，四川以及重庆的第一份新闻日报在此创刊——它就是重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新蜀报》，也是当年在重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
2月1日，位于“私立兴华小学”旧址的白象街时尚发布厅，“《新蜀报》创刊100周年”研讨会隆重举行，来自重庆史学界、新闻界的学者嘉宾四十余人欢聚一堂，共同纪念《新蜀报》百年诞辰。
“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参与创办《新蜀报》
1918年，张澜作为四川省省长去北京述职，兼任《晨报》常务董事，主持报社实际工作。他聘请李大钊主持副刊，增设《自由论坛》等栏目，使该报明显倾向于新文化运动。张澜外孙女陈和平在会上回忆道：“当外祖父知道著名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中不仅有李大钊，还有川籍青年王光祈、陈愚生时，就叫秘书杜象谷邀请王、陈面谈。当时的四川地理位置偏僻，资讯比较落后，报刊很少，他致函给鲜英先生，嘱咐他与陈愚生在重庆办报，在四川宣传新思想、新文化。”
鲜英是张澜在顺庆府中学堂执教时的门生，师生情谊非常深厚。民国初年，张澜任川北宣慰使，鲜英作为护卫支队指挥官曾护持左右。1920年，四川督军熊克武与川军前敌各军总司令刘湘进驻重庆，鲜英时任川军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兼重庆铜元局局长，颇有经济实力。
鲜英曾外孙隆准在会上表示：“曾祖父欣然响应张澜先生提议，马上联合东川道尹叶秉诚、二军秘书长沈与白与重庆城防司令袁承武共同出资一万余元办报，担任董事长和发行人，陈愚生与刘泗英分别担任第一任社长与总编辑。办报还得到刘湘、赖德祥、杨森、罗仪三、唐倡九、李樾森等川军将领大力支持，罗仪三、沈与白、袁承武曾先后担任社长。”
有了这些有力人士的配合促进，《新蜀报》在1921年2月1日顺利发行了创刊号。最初编辑部设在莲花池三号院内（今渝中区七星岗莲花池）；发行部在商业场西三街三号（今渝中区望龙门西三街）。报社股东们为了方便报纸出版，配套还创办了新文化丛书社和新文化印刷社。丛书社与报纸发行部的地址在一起，印刷社由中西印刷局收购而来，地址在印刷局原址冉家巷旧劝学所（今渝中区解放碑大同路）。
据介绍，新蜀报社地址先后搬到商业场（今渝中区望龙门一带）、白象街八十八号（今渝中区望龙门白象街）与中一路六十号（今渝中区七星岗、观音岩一带）等地。创业时条件极其简陋、异常艰苦，设备只有一部对开平板机和部分铅字。创刊之初发行四开土纸竖排报纸，因为财力、人力等条件限制，发行量最初只有数百份，部分还需要赠阅，鲜英每月都要给报社一些补贴。
重庆新文化运动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
重庆市文史研究会副会长王志昆介绍，《新蜀报》以“输入新文化，交流新知识”为公开办报宗旨，1935年1月1日《本报改版启事》申明：“国家民族之立场，即为本报之立场，人民大众之公意，即为本报之意见。”1939年2月1日《本报十八周年纪念》描述：“本报诞生，恰当战后新思潮彭湃之际，发刊地域，是在号称‘魔窟’之四川，报名新蜀，顾名思义，原期涤除废旧，启迪新机。”
重庆师范大学新闻系主任张育仁对重庆近代新闻史颇有研究，会上他将自己专著《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赠与主办方。他指出：陈愚生带领《新蜀报》“猛向最顽固、最腐臭的旧社会基址作不断地攻袭”，“报纸坚持每日出版，陆续邀请陈毅、肖楚女、漆南薰等担任主笔，张闻天、杨闇公、吴玉章等把报纸作为启蒙阵地，《新蜀报》成为重庆新文化运动高高飘扬的旗帜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新蜀报》是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在四川扩展的产物，被当时的知识界称为“青年的百科全书，黑暗中的领路人”。1925年底，著名经济学家漆南薰接受《新蜀报》总编辑周钦岳邀请，回到重庆担任《新蜀报》主笔。重庆图书馆特藏文献中心主任袁佳红透露，从目前能看见漆南薰发表在《新蜀报》上的文章，第一篇为1926年3月17日写的“归川所见——军械的世界，鸦片烟的世界，老百姓要死完”。最后一篇为“我之所望于省党部者”（《新蜀报》1927年1月16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漆南薰总共写了49篇文章，“就是这短短的49篇文章，使今天的我，一个共产党员，读的热血沸腾，读得醍醐灌顶。”
据漆南薰的后人统计，从1925年秋到1927年3月31日牺牲，不到两年的时间，漆南薰积极热情地宣传革命，以他那敏锐的目光、投枪似的笔触，配合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几乎每天为报纸撰写一篇“社论”或“时评”，此外还写了大约三百篇文章，近百万字。
民盟重庆市委盟史及理论研究会副会长李朝林表示，《新蜀报》与民盟先贤的关联很值得研究，“1939年1月张澜与黄炎培、梁漱溟等国民参政员在鲜英公馆‘特园’发表宣言，反对汪精卫的叛国罪行，宣言送到重庆各家报馆，仅《新蜀报》一家登载，形成大后方公开声讨汪逆罪行的先声。”
抗战后期，国民党宣传部门把持多家报纸。隆准表示，《新蜀报》显著的变化就是报头发行人的改变，
发表日期：
2021/2/2
来源：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