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我的父亲张澜
张茂延
中国民主同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它是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支持下组织成立的，也是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成长壮大的。我父亲张澜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主席14年，受到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支持。
1939年上半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在汉口召开第一届参政会时，周恩来与我父亲张澜见面。我父亲以教育界人士身份出席参政会。他在会上敢说敢为，与爱国民主人士取一致态度，影响很大。会后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周恩来指定周怡同志与他联系。周怡是我堂兄张进入的同学，由张进入引见认识了我父亲，从此周怡同志就常与我父亲往来。1939年蒋介石在日伪诱降和德意劝降下，执行“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政策，矛头指向抗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前方不断发生摩擦，影响抗日。参政会中部分参议员张澜、沈钧儒、邹韬奋、黄炎培、梁漱溟等，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要求团结，反对分裂；要求抗日，反对中途妥协投降，要求进步，反对倒退。统一建国同志会与共产党合作，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以后发展成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1941年初。1940年底我由省女中高中毕业，因父亲和妹妹在重庆，我就由成都到重庆，一方面照料父亲，一方面复习功课，准备暑假考大学。我们住在“特园”鲜英老伯家。那几天正是“皖南事变”发生的时候，来往特园的人很多。父亲对蒋介石极为不满，周恩来十分重视，将情况报告了党中央。周恩来差不多天天来特园，在父亲房里有时相谈很久，有时说几句话就走了。他来的时候常带一个警卫员，警卫员等久了就在门外与作通讯员的堂兄张楣光摆谈。他向张楣光讲述延安的情况和他的生活待遇，如吃饭不给钱，衣服是公家发的，肥皂是公家的。张楣光听了非常新奇，非常向往，想到延安去。警卫员说：“二天有机会我介绍你去。”父亲每天吃完中饭要小睡片刻。周恩来有一次来特园，他正在午睡。周恩来想到他年纪大，频频摇手，制止我们叫醒他，独自一人在鲜家大客厅等待。父亲醒来听说“周先生来了”，用责备的口气说：“为什么不叫醒我!”那几天父亲常写信叫张楣光送到曾家岩周公馆，有时周恩来又写几句话叫他带回来。周公馆二楼有特务监视，特园四周也有特务监视，但是周恩来的大无畏精神和浩然正气，使得这些小丑不敢轻举妄动。
“皖南事变”时，民主政团同盟还没有成立。当时虽然有统一建国同志会，但人数不多，力量不强，不足以调解国共纠纷。周恩来一方面向各民主党派、文化界、外交界和新闻界人士揭露何应钦等顽固派的反共罪行，一方面帮助酝酿把主张抗日的各民主党派联合起来，成为一个较大的团体——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我父亲是无党派人士，本来不愿参加党派，经过周恩来说服，以统一建国同志会发起人资格参加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先是黄炎培任主席，后来黄炎培辞去主席职，有人推张君劢，青年党反对。周恩来在民主人士中间做工作，推荐我父亲张澜任主席。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奉党中央的指示，在军事上采取守势，在政治上采取攻势，向国民党提出解决“皖南事变”十二条办法，声明如果国民党不接受“十二条”，中共参政员即不出席该届参政会。周恩来并将“十二条”分送给各民主党派和有正义感的参政员。我父亲张澜及沈钧儒、邹韬奋、黄炎培等12人立即集会，商讨办法，上书蒋介石，一一签名于其上。蒋介石怕事态扩大影响他的声誉，一面封锁消息，不让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知道；一面约见我父亲、沈钧儒、张君劢、左舜生、黄炎培、褚辅成等六人。他们向蒋介石提出了四条意见，第一条即是参政会开会，中共参议员必不可少。蒋介石迫于国内外压力，假意允诺。六人中沈、黄、张信以为真。他们出于爱国热情，在“家丑不可外扬”的指导思想下，两次到曾家岩50号会见周恩来，希望中共再一次让步，出席本届参政会。周恩来高瞻远瞩，以坚定的态度反复解释不出席的原因，并迫使蒋介石在参政会上把问题谈出来，公诸于世。结果，果然制止了一次妥协投降阴谋。在国民党严密封锁消息的时候，《新华日报》撰写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等类传单和小册子，周恩来托人送来“特园”。父亲放在桌上，分发给来往的客人和亲友。当时的活动，奠定了日后民盟与共产党肝胆相照的基础。
有一次闲谈，谈到周恩来，父亲向我们说：“他认识你二哥。”究竟怎样认识的，他没有说。直到前年，我拜访了外交部章文晋老部长(他与我二哥张崿在德国同学)，他告诉我们：张崿1927年入党，到德国柏林大学攻读马列主义经济学，担任中国共产党支部书记。1930年4月周恩来秘密到德国，是张崿接待的。张崿请他在德国支部讲话。周恩来讲了第一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前的情况，共产党在农村建立工农武装，成立苏维埃政权，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等内容。张崿和宣传委员成仿吾把它译成德文，在《红旗报》上发表，受到德国共产党重视。《红旗报》为此写过一篇专题讨论。张崿1936年秋奉党中央命令回国，开展地方实力派工作，1938年病逝。第一届参政会在汉口召开，适逢周恩来在汉口，周恩来向父亲致以亲切的慰问。
1944年春，我在成都大学读书，总感到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空气沉闷，不自由，连看《新华日报》也不允许，想去延安，但闻去延安路上国民党军警重重封锁，不易通过。传说新疆社会主义学院有好教师，比较自由。父亲在重庆，我写信给他，他向周恩来提说。周恩来很关心，告诉我父亲说，盛世才既反蒋，也反共，不能去。1945年上半年同学中有人去中原解放区，我又向父亲谈起要去。周恩来托徐冰同志向父亲说，中原解放区还未巩固，缓些时去。以后国民党拉开了内战序幕，中原解放区撤退了，我也就留下来了。
1944年10月，在川康特委书记王致中等的发动下，华西坝五大学七个学术团体召开“国事座谈会”，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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