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受命于危难之际。

2．当机立断，制定“十大纲领”。

3．运用“十大纲领”与蒋介石面对面斗争。

4．吸收沈钧儒和救国会入盟。

5．配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写《说仁、说义》与《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

6．改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中国民主同盟，扩大统一战线。

7．破五年沉闷空气，重开成都学生运动。

8．积极响应组织联合政府。

9．坚定民盟的正确立场，领导民盟走社会主义道路。

10．另世赠言(记民盟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上一次讲话)。

张澜与中国民主同盟

(兼论张澜的统战思想)

刘雅清、张茂延

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于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九日。从政党的立场看，它是一个多政党的联合组织，从阶段和代表的阶级利益看，多阶级的政党的联合体代表多阶级的利益，理论上几乎是不可能。如果从统一战线的立场看，各个阶级的政党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抗日救亡，而联合起来，则是完全可能的。

民主政团同盟最早由三党两派组成，三党是青年党、民社党、第三党，两派是职教社、乡建派。他们各有各的形成历史和政治主张，青年党原是国家主义派，与共产党同时从少年中国学会中分裂出来，从成立之日起，就与共产党对立而存在。第三党是由国民党分裂出来的，曾申明既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又反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国社党(后改为民社党)是一九三二年张东荪和张君励联合组织成的，只讲研究而不讲革命的实践，人们称张君励是“玄学鬼”。职教社重视职业教育，为民族资本家所支持，乡建派的领导梁濑溟，信仰佛教哲学的“唯识论”，也反对阶级斗争。这些小党派在抗日救亡的大旗下，在参政会中受中共统一战线影响，走到一起来了。

一九四零年九月英国推行绥靖政策，与日本达成协议，封锁了中国当时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企图迫使中国对日投降。蒋介石为投降作准备，一九四一年一月，发动了“皖南事变”，围歼新四军部队，损失惨重。周恩来穿梭于民主人士之间，一方面说明皖南事变真相，一方面解释不出席国民党装门面的参政会的原因。周恩来对张澜十分器重，一九三八年第一届参政会在武汉召开后，迁来重庆，周恩来即指定八路军办事处周怡与之联系。皖南事变周恩来亲自在张澜住地“特园”来来往往，有时一天来几次。周恩来希望张澜出来团结各党各派及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帮助中共发展统一战线工作，那时候中共非常需要第三者。

当时张澜的思想以抗战为重，不愿坐视国共分裂，祸及失败而亡国，他虽然痛恨国民党，但也劝中共参加这次参政会，再试一次。他十分重视周恩来的委托，虽是无党派人士，也参加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起人的会议。会议选举了黄炎培为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降基为宣传部长，说明党派意识居首位，张澜仅是十三个执行委员之一，到了九月黄炎培辞职始被选为主席。

从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九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正式成立之日起，经过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中国民主政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直到一九五五年二月张澜逝世时止，共十四年，张澜担任民盟主席，领导中国民主爱国人士，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之下，与共产党风雨同舟、并肩战斗，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伟大胜利，张澜无愧于中华民族，无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愧于中国共产党这一忠实朋友，无愧于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牺牲的民主同盟战友。他的贡献，可以由下列几个问题说明。

（一）受命于危难之际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九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特园”成立之时，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各有各的历史背景和政治主张，领导人员之中，各有各的气质和政治修养。由于蒋介石想独裁不愿小党派联合，政治上出现第三者，多一个对手，故成立之初是秘密的，决定派梁漱溟去香港办报，先在海外公开，造成既成事实。黄炎培、张君励、章伯钧、左舜生各捐一万元，梁漱溟捐六千元这个数远远不够。张澜劝刘文辉捐了四万元，龙云捐了六万元，始壮行色。临行见周恩来，周嘱到香港后有事找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梁到了香港，经费仍不够，中共以华商名义又资助港币几千元，解决了问题。接着蒋介石听说有人组织民主政团同盟，大发雷霆，责问张群，勒令追查，派立法院副院长刘维织到香港，活动香港政府不准《光明报》出版，不久孙科也到香港，招待记者，大骂民主人士是抗日中的“第五纵队”、“招摇撞骗”、“在公在私俱无所闻”，在明施压力暗加摧残之下，困难之事次第发生，(《民国史第六辑》梁漱溟写的回忆，可以览其大概)，当时黄炎培任战时公债募捐委员会秘书长，而香港政府规定出版报刊须有负责人署名签字。青年党曾琦又从中作梗。因此从五月二十日梁漱溟到达香港之日起，到了八月初办报之事尚未成功，梁漱溟非常着急，劝黄辞去主席职。一方面物色继任人选，他们从政团意识出发推张君励，青年党不同意，张君励的胞弟张嘉敖是国民党中央银行行长，劝其兄去昆明暂避。初生婴儿大有夭折之势。还是周恩来多方面做工作，把一个无党无派、威武不屈，敢于斗争的张澜推了出来。

从张澜来说，他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远在“九一八”以后，已有十年之久，近在一九三五年张曙时入川，也有六年了，才把刘湘、刘文辉从拥蒋反共阵营拉到反蒋抗日联共立场上来。据刘文辉回忆，张澜任民主政团同盟主席之前，曾与他商量，说明醉翁之意不仅在小党派之间，而在西南地方实力派之身，目的是团结他们，帮助他们走进民主阵营。

从中共地下斗争来说，一九四零年三月国民党特务在成都制造了“抢米事件”，枪杀了朱亚凡，逮捕了罗世文、车耀先等三十余人，中共四川省委机构被破坏，刘湘办起来的“武德励进会”也被解散，虽然刘文辉继办了“唯民社”，势孤力单，急需有人出来协助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