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彻底反对卖国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和压迫人民，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同时也是反对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新道德新文学，解放思想的新文化运动。这一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主力，由学生群众逐步转变为工人阶级，中国革命也就进入新阶段，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时期。在这期中，多数知识分子都努力探索祖国、社会、民族、自己进步、解放、革命的道路，当时的张澜先生，也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之一。

一、接触和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张澜先生曾经是辛亥革命四川领导者之一，促成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运动的中坚人物。辛亥革命胜利后又积极参加了反袁的护国战役。到了这伟大的新时期，他也探索着新路，最重要的是他接触和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当时，曾经亲见亲闻的倪平欧说：“五四以后，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等书籍出版渐多，光祈(著者按：王光祈)亦曾购置多种，加以浏览。川中某公(按：张澜先生正以四川省长设省长公署于北京)尔时在北平(按：当时王光祈居住南池子磁器库)渠假阅此等书籍”。说张澜先生接触和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这在他日后的实践中不断具体反映出来，如像一是他在南充办学，聘请袁诗尧、张秀熟等革命者作教师，办地方自治又请吴玉章同志讲话。（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张澜先生办国立成都大学，就把它办成当时西南“民主与科学”的堡垒：他把蔡元培先生办北大的思想和精神具体化为办学方针、政策和措施；他彻底支持党所领导的成大“社会科学研究社”，支持这个革命社团的机关刊物“野火”和“科学思想”直到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背叛革命，他的思想不变，一九二八年反动派制造“二·一六惨案”捕杀社员六烈士，妄图还要搞更大规模捕杀时，张澜先生站在党一边，坚决领导了揭露惨案真相和打退更大规模捕杀的胜利斗争；在社会科学研究社、健行社、惕社一九二七年三月下旬组织的共产党、国民党、青年党公开论战在成大师生面前公开举行时，张澜先生态度十分鲜明，带头起立为党的领导刘愿安同志的讲话鼓掌叫“好”。

一九二九年六月成大举行五周年纪念时，张澜先生选写一篇题为“中国学生底出路”的文章，分析了中国革命“反封建同时反资本”的“二重性的革命之本然的特征”，最后指出“用革命手段来对经济制度的变更”“是中国社会的出路，亦是中国学生的出路”。

张澜先生担任民主同盟主席以后，领导民盟始终作党的亲密朋友，直到逝世。

二、支持革命理论的传播和革命者的行动

张澜先生担任北京“晨报”责任董事时。支持李大钊、陈独秀同志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支持了周恩来同志的革命行动。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北京“晨钟报”改组为北京“晨报”，由蒲伯英担任社长，张澜先生担任责任董事，负责经理报社的实际工作。一九一九年二月，“晨报”改组第七版(即副刊)，吸收原“晨钟报”总编辑李大钊同志参加工作，在大钊同志帮助下副刊发表了许多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以及专著的连载，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重大作用。这一面使张澜先生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机会更多，也更能联系实际了；一面也使张澜先生同李大钊同志有了更多的联系。
当时周恩来同志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他在五四时期的全部活动，都是坚持革新、创造、前进，反对复古、守旧、倒退，强调“今后的目的注重社会的根本改造”。在“黑暗势力”一文中，恩来同志就曾指明“……内政外交黑暗，国人当求根本的改造……”。八月二十五日，天津组成代表团赴京，同北京青年一道到伪总统府请愿，提出解除山东戒严，抗议山东惨案，要求惩办制造惨案的军阀马良。反动的徐世昌政府出动军警包围请愿群众，还逮捕了全体请愿代表，宣扬要枪杀这些代表。“会报”出版号外，呼吁“营救代表”。恩来同志又亲身率领群众赴京，通电全国，包围京津警察厅。八月三十日，军阀政府释放了全部代表，斗争取得了胜利。对此“会报”作了报导。对这些及时报导和精辟言论，对于“会报”，北京“晨报”、南京“少年世界”、上海“新人”等报刊，都曾高度评价。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实际是张澜先生组持的北京“晨报”说：“它办得很价值”，张澜先生当然注意到了“会报”和恩来同志，具体反映在十年后他撰写的“中国学生底出路”那篇文章里，他指出“中国学生底出路，是用革命的手段来对经济作制度的变更”。这不就明显是十年前恩来同志指明“今后的目的注重在社会的根本改造”更具体的说法吗? 观点一致，语言相近，真是神交已久的自然流露。

三、支持青年学生走向进步革命的一道路

当年，张澜先生接触和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还突出的反映在他大力支持青年学生向上进步的实践上。首先是他对“少年中国学会”的鼓舞支持：张澜先生一贯重视有志气、有进步愿望，有勤奋上进气质和朝气蓬勃气象的青年，当他听说玉光祈和一些人组织了个“少年中国学会”，亲身去访问时，特别问起王光析让看会员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