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改良主义到民主主义

    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的野蛮蹂躏，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把曾经创造了灿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中国推向了沉沦和毁灭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救亡”就成了近代爱国主义的中心主题。争取民族的生存和解放，追求祖国的独立和富强，就是这一历史阶段爱国主义的基本内容。近代史上的无数志士仁人，正是为了挽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而勇敢地投身到救亡图存斗争中去的。张澜的青年时代，正是中日甲午战争惨败，帝国主义争夺瓜分中国，清政府腐败无能的年代。社会的崩溃，国家的危亡，迫使爱国知识分子不得不摆脱传统观念，向西方学习，探求真理，寻找中国的出路。康有为、梁启超为了“救亡”而兴起的变法维新运动，基本是一次爱国主义运动。他们举起救亡图存的旗帜，要求抵制外来侵略。他们不满腐朽的封建统治，主张按照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某些政治上的改革，这就是所谓的改良主义。“百日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他们的变法维新的主张在当时情况下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在维新思想的影响下，起而身体力行，张澜便是其中之一。
    1904年，张澜从日本留学回川以后，在顺庆府立中学任教。1905年11月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日本东京正式发行。孙中山在发刊词中第一次公开宣布“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为民主革命的政纲。张澜、罗纶虽然没有加入同盟会，但他们的政治思想已开始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向民主主义转变。因在学校中传阅《民报》，宣传三民主义，被密报川督，置张、罗于法。经提学史方鹤斋解释始免于难。1910年，各地办的所谓“新政”，实为横征暴敛的加强。捐税、筹款繁多，敲诈勒索和贪污行为成风，官绅狼狈为奸，人民被压迫剥削，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因而群众起而反抗“新政”，全川抗税、抗粮、抢米斗争不断发生。在南充也很突出。张澜积极支持“三抗”，在与知县邓隆斗争中险些被害。此时，张澜已真正认识到变法维新、新政、立宪都行不通，改良主义要不得，坚定了走民主革命的道路。
    张澜走上民主革命道路以后，有两件大事对历史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一是四川的保路运动；二是讨袁运动。
    发生在武昌起义前夕的四川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和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由巨大规模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发展成为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武装反清斗争。它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的爱国和民主的迫切要求，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统治，成为促进清王朝最后总崩溃的重要因素，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篇章。孙中山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起义或许要推迟一年半载的。”
    领导这次运动的主要人物有张澜、蒲殿俊、罗纶、颜楷等人。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了张澜、蒲殿俊等13位领导人，表现最坚定的是张澜。他不为威武所屈，虽大刀架颈、洋枪抵胸，还是据理力争，驳得赵尔丰无言答对，又不敢杀他。这13位领导人后来的发展是不同的。有的消沉了，有的堕落了，但是张澜始终坚持正义，坚持中国人民的利益。他一生中一直以这种精神从事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后，张澜任国会议员。在北京，目睹了袁世凯野心勃勃，强迫议员们选他当大总统，勾结军阀和帝国主义，盗窃辛亥革命胜利果实，恢复封建帝制。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无力抵抗。蔡锷潜回云南，准备起义；张澜回四川，在南充中学招募学生军。云南宣布起义时，张澜说服川北驻军钟体道，发动20余县响应护国军，四川各地相继起义，全川独立。四川推动湖南，南方各省连成一片，声势浩大，袁王朝顷刻覆灭。张澜在关键时刻起的作用是很大的，所以蔡锷称赞他为“今日的管仲”。
    他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表现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遵循历史发展规律，随着历史的步伐不断前进；二是坚持反帝反封建的统一，爱国与民主、爱国与革命的统一；三是坚持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廉洁奉公，淡泊明志的高尚情操。

    革命道路上的重大转变

    随着历史的发展，张澜的思想不断成熟和进步，但张澜早期的思想始终局限在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范畴。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在中国传播，是在五四运动时期。1918年张澜留住北京以后，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同年12月，北京《晨钟报》改组为《晨报》，张澜任常务董事，领导报社工作。聘蒲殿俊任社长、李大钊任副刊总编辑。他决心以报纸揭露时弊，推动已经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他带头以书信往来方式，在副刊上与湖南梁乔山先生讨论社会革命问题，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传播马列主义的专栏。
    五四运动发生后，他积极支持，并置身于运动的前列。李大钊、陈独秀是领导五四运动的主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