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先生不仅是民盟的创始人、共和国第一届中央政府的副主席，还是国立成都大学（今四川大学）的老校长。他宽容、忍耐、坚定、明达，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做人原则和为理想而终身奋斗的精神让人敬佩，而他开放的办学理念、海纳百川的学术思想、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思路，更是值得我们现代教育工作者学习和思考。
   1926年张澜先生就任国立成都大学校长后，首先就提出了“打开夔门，欢迎中外学者来川讲学”的口号，广泛邀请各方人才进入成都大学讲学。他清楚地知道教师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学校的教育质量，是办好学校的最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在聘任各科系教师时，不拘一格、惟才是举、少长咸集，使得当时成大的教师队伍中，既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还有其他党派人士；既有留美、留日，也有留法留英的；还有26岁即被聘为教授、委以系主任重任的年轻人。在兼收并蓄招纳人才的同时，学校在人员聘用制度上采用公开的聘用方式。公正贤明的选人方针与严格有效的用人制度，使学校教职员工的整体素质得到充分的保证，保证了国立成都大学师资队伍的强盛实力。
   遵循民主办校的精神，张澜先生亲自主持制定了《国立成都大学组织大纲》；为保障教职员工利益和调动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学校制定了《教职员薪俸规程》和《教员延聘细则》；根据各科系的特点，制定了文、理、法科通则；学科和课程设置诸方面也大胆进行改革，除原有的文预科及理预科外，各个科系都开始招收本科生，包括中文系、英文系、哲学系、政治系等，课程设置上分必修科与选修科两大类，科目涉及面广，为每一名学生各自的特长和兴趣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使在某方面学有所专的学生得以尽快成长起来。国立成都大学在张澜先生民主办校的精神指导下，一整套完整的学制制度得以建立，并贯彻实施。
   张澜先生认为,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学生对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因此在国立成都大学他倡导崇尚学术思想自由，并形成了以追求真理为目的自由民主的讨论氛围，允许教师们按照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来讲授课程。杨伯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讲授社会学，阐述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原理；张禹九在教授经济学时，讲演马克思《资本论》的剩余价值学说。在那个时代宣讲共产主义学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张澜先生却予以支持，在他看来，做学问应以追求真理为目的。他说：“殊不知我们是研究学问，不是去加入政治团体。我们研究学问底人，只问是真理不是真理，合科学不合科学，绝不应该因为避免时忌，就不去探究经济真理。”
   张澜先生认为,教育是社会的一部分，也是社会的一个桠杈，不能在社会政治之外独立，必须随着社会和政治的不断改造和完善，才能完成教育的改造和完善。（《民主之澜》第八集）“中国学生对于这里改造环境开辟出路底事业，不独应该参加，还须引为自己的任务。因为这个直接关系于学生底生活，间接关系于中国底前途，并且这也就是中国学生完尽其推进社会、发达文化之智识者的天职。”他积极提倡和支持学生们组织学术团体及出版刊物。当年国立成都大学的许多科系都有自己的刊物和团体：教育系有《现代教育》杂志和“教育学会”，历史系有《史学杂志》和“史学研究会”……在民主开明的氛围中，学生们的学术团体办得生龙活虎，经常组织和举办学术演讲会，聘请学校内外名人学者进行讲演。张澜先生不仅经常参加学生们组织的演讲会，还为学生们的刊物撰文予以支持。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怎样研究经济学》一文，就是他在经济系经济学会成立时所做的演讲。《现代教育》第一期刊行时，张澜撰写了《我们对于教育的主张》一文作为该刊的发刊词。
     张澜先生任国立成都大学校长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组建了一个群贤毕至、各方人才齐备的高素质教师队伍，而且在校内营造了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的学术氛围，以及公平、规范有序的管理制度，使得当时地处西部边陲、交通极不便利、信息相对闭塞的国立成都大学在教育部立案的21所国立大学里排名第7，实属不易，由此也证明张澜先生民主开放自由包容的教育思想的确有效地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今天正处于教育改革的持续阶段，张澜先生的教育理念和思想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引以为鉴，真正办好教育。

作者为 民盟成都市委副主委  民盟成都大学委员会主委、成都大学副校长

本文获得纪念张澜诞辰140周年征文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