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在1897年至1905年间，中国赴日本留学生的人数不断增多。据清廷驻日公使杨枢的奏折：“现查得各学校共有中国学生1300余人，其中学文科者1100余人，学武科者200余人，其数不为不多。'与910年以前，各种留日学生团体有近30个。那时留学日本的学生一大批青年进步知识分子先后走出国门赴东瀛留学和旅居日本的人士、民主革命者、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进步学者和媒介人士，在国家积贫积弱的情况下，为寻求振兴中华、救国救民的理想而东渡求学。他们在学习专业的同时，积极吸取社会科学新知，选译和介绍日本报刊文章或著作，渐渐形成一个以传播新思想为其职志的译作者群体。据统计，仅日文汉译书自1896一19H年间就达958种，自1912一1937年间达1760种。当时，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知识界传播较为广泛，日本社会也兴起了民权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所以20世纪初大量东渡求学的中国学生，最初从日本接触到了各种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积极翻译和引进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这样，使日本成为社会主义传人中国的中转站和来源地之一，而一大批早期赴日留学生则成了传播社会主义的先锋和使者。

自1903年起，中国留学生翻译和介绍社会主义理论的活动开始进人活跃时期。当年日文社会主义著作的出版数量达到了34种，这是自1897年至1905年间出版的日文社会主义著作数量最多的一年，除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文章外，以社会主义为题或较多涉及社会主义内容的汉译代表性著作有：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1900一1901）、幸德秋水的《广长舌》（1902年）、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1903年）、久松义典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0903年）、西川光次郎的《社会党》（1903年）、岛田三郎的《世界之大问题》（1903年）和《社会主义概评》（1903年）、大原祥一的《社会问题》（1903年）、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1903年）等。自1919年起至1922年，中国留学生及新闻媒介人士翻译的河上肇一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著作竟达多种，这在中国社会主义传播史上也是仅见的。译汉语发表的主要有：《社会主义之进化》（摩汉译，《时事新报》1919年6月1一巧日）、《马克司社会主义之理论的体系》（罗琢章、藉碧译，《时事新报》1919年8月5日一12月24日）、《马克思底唯物史观》（陈望道译，《民国日报》1920年6月17日）、《马克思剩余价值论》（邝摩汉译，《时事新报》1920年6月27一29日）；著作主要有《贫乏物语》（《贫乏论》，李风亭译，泰东图局1920年版）、《近世经济思想史论》（李培天译，泰东图书局1920年版）、《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范寿康、施存统译，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李达译，昆仑书店1930年版）、《社会主义经济学》（邓毅译，光华书局1930年版）、《唯物史观研究》（郑里镇译，文华书局1930年版）等，在中国思想界风靡一时。自1903年至1921年中共成立前后的20余年，是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时期，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抗清王朝的同盟会革命志士，以及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等是这一时期的传播主体，他们的活动地点主要在日本，其吸取新知并进行传播来源地当然主要是日本。这一时期，同盟会以及由它演化而来的国民党的理论家们的作用最大，他们之中较著名的有追随孙中山左右的朱执信、宋教仁、马君武、胡汉民、戴季陶等，他们都有在日本留学的经历。这些革命者的聚居地几乎全在日本东京，他们1905年在东京创办《民报》，较早介绍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或理论片断，其最初的理论来源大多是日本的报纸杂志。胡汉民、戴季陶等以《星期评论》《建设》等刊物作为鼓吹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喉舌，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更是用较大版面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资料多来自日本。此外，曾赴日本留过学的国民党人徐苏中，亦翻译过河上肇著译的《见于资本论的唯物史观》（1920年8月《建设》第2卷第8期）、《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1920年12月《建河上肇设》第3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