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抗战前张澜对社会主义的探索(1926年-1936年)

1.出掌成都大学，思想得以升华。

“国立成都大学”是四川的第一所大学,是1931年成立的四川大学的主体,在四川乃至全国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能成为国内有影响力的综合性大学,并以西南“民主与科学堡垒”著称,是与它的校长张澜分不开的。从 1926 年至 1931 年张澜主持“国立成都大学”的五年,既是他教育生涯的辉煌篇章,也是他政治思想发展到民主主义崭新水平的重要时期。

他以蔡元培办北京大学为榜样，继承和发展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办学方针。对国民党厉行文化专制和党化教育，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 1927年 7月 24 日,张澜在校告中指出:“查本校前经议决,依照国民政府所定教育宗旨,实行党化,以求三民主义之实现,学生不论人党不入党，必须了解三民主义,及不得为反革命之宣传,此为共同应守之大原则。至于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众有,学生对于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言论思想，固不禁人之自由，不得因某某研究某种主义之学说，而动辄牵人政治问题,攻讦其不当,违反学府性质损失学者态度”。1929年12月14日，张澜在成大“教育学会”成立会上进一步表示:“本校一向主张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现在所谓党化教育,我是不赞成的,我是怀疑的......”。

张澜在担任成都大学校长期间与师生合影

对于被视为“危险”的马克思主义，张澜同样主张研究。针对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会变成共产党吗?”的问题,他指出，“殊不知我们是研究学问,不是去加入政治团体。我们研究学问的人,只问是真理不是真理,合科学不合科学,决不应该因为避免时忌就不去探讨经济真理”,“不能拿反共作为一种遮蔽真理的成见”。他反对反动当局动辄以“政治问题”甚至刀枪来干预压制思想学术自由，认为不只是“违反学府性质”,摧残教育的反动行经,更是“销毁中国文化,阻止人类进步的一种大障碍”。

张澜主张理论联系实际，提倡研究实际问题。1929年初，成都大学“教育学研究会”出版的《现代教育》期刊上，张澜发表了《我们对于教育底主张》，文章中张澜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具体细致地分析旧社会中的教育精神及教育制度，他通过这篇文章为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们指出了在今后实际中应走的革命道路。

1929年4 月，成都大学经济学会成立纪念日，张澜发表题为“怎样研究经济学”演讲，鼓励学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张澜在《中国学生底出路》一文中大力鼓励学生们积极投身革命，认清当今形势，摧毁旧社会，努力拼搏以建设新社会，学生未来美好的前途不存在于旧社会，而在新社会之中。在成都大学经济学会研究会上，张澜发表题为“中国问题关键”的演讲。在成都大学历史学研究会上，发表了题为“历史学的基本原则”演讲。9月20日，在成都大学开学会上发表演讲《学生的任务》。这几篇文章和演讲都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

1928年2月16日清晨，成都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派兵包围皇城内各学校，学生从梦中惊醒，被赶到操场排队点名。逮捕了进步学生100多人，其中成大学生38人。数小时后不凭任何证据，未加任何审讯即将袁诗荛、钱芳祥等14人枪杀。事起仓促，张澜来不及营救，立即召集全校师生大会指责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惨杀师生，蹂躏学府，毫无人性，愤而提出辞职抗议，并通电全国，披露事实真相。他还支持学生印刷《二·一六惨案专刊》寄往国外。由于张澜与中共的配合作战，军阀当局担心事态扩大，被迫释放了其余被捕学生，通缉犯也不了了之，避免了另一场大屠杀。事后，张澜拿出自己的私款，托训育主任杨达璋为死难烈士收尸含殓，备棺埋葬。坟墓建成之日，张澜亲书墓碑，请杨达璋为代表，率师生临坟祭奠。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杀共产党人成千上万，其中不少是杰出的革命家，都被毁尸灭迹，未闻有成都大学“二一六”烈士之公开义葬者，这是 国共斗争史上的第一次。

2. 欢迎红军入川，掩护共产党。

英国人罗伯特A·柯白，访问过张澜，写过一本书《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书中说:“张澜是一个教育家与思想自由的政治领袖，他有卓越的经历，他苦于新老军阀的内战不休，人心思治，与其维持军阀的争夺，则不如迎红军入川，安定大局。”

1933年春，红军到了川北，川北群众群起欢迎，红军发展很快。南充地下党领导中苏俊、王燕荪是张澜的亲戚，贾子群是张澜的学生，他们欲开大会迎接红军，张澜很支持他们。有一天杨森在城内开会，欲诱徐向前的部队自蓬安周口过河全部歼灭。张澜得知消息派南充中学工友袁义和星夜赴仪陇马鞍场报信，使红军有所戒备。

1932年秋，共产党员于江震、李泛山等在南部县领导升钟寺暴动失败，转移到南充、阆中等县活动，张澜尽力予以掩护。并于一天晚上与游击队领导在南充家中长谈。

张澜侄女婿王燕荪

1934年冬，红四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撤离后，红、赤、苏之眷属留下上万人。杨森打算遵蒋介石命令大举屠杀，张澜呵斥杨森“不能杀害红军家属”，从而挽救了大批革命家眷及人民群众之生命。

3. 做军阀上层的工作，为停止内战奔波。

 1935年春夏之际，上海中共中央执行局派张曙时入川，做刘湘的统战工作。曾经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四川老共产党员李嘉仲介绍他与张澜相识，在张澜尽力帮助下，道义与利害相结合，刘湘联共之心毅然而定。秋天，党中央又派李一氓来成都，刘湘委托张澜、鲜英、钟体乾为谈判代表达成川康支援红军的秘密协议。由刘湘资助20万银元，购买食盐、布匹、药品等物资运送陕北支援红军抗日。

1936年，李宗仁派叶琪来成都，刘湘又派张斯可到桂林与在桂林的红军代表廖广云三方面共同签订了“川、桂、红”军事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蒋介石不抗日，再打内战，三方面联合起来反将，通过这一协议，党中央稳定了西南，放手发动西北及东北方面的统一战线。

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抗战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了成熟。作为社会贤达的张澜，心系民族独立、心系百姓利益，共产党的主张、政策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因而张澜是认可、支持的。对共产党及领导的红军给与了支持、帮助；“九一八事变”后，张澜积极呼吁，结束内战，保存抗战力量；主张联合红军及其他力量，共同抗日；对中共的联合抗日的主张支持和拥护；对于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

张澜和刘湘参加四川生产建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