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近现代中国教育发展的历程。从清末到20世纪40年代，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始终没有离开过教育界。从蒙馆、书院到小学、中学、大学、留学教育，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社会教育，举凡教育各个层次与类型，张澜先生都有涉足，都有建树，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有那么系统的教育思想与实践。“蜀中学子半门生”，其影响所及，不独在四川，即便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他对教育的执著探索、深邃思考与卓越贡献，为转型期我国教育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仍不失其重要的借鉴价值与现实意义。 

张澜先生教育思想的内涵

 包容、开放、民主的办学方针

 张澜先生的教育实践，强调学用结合，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适应国计民生之所需。他在南充办职业教育，推动了南充实业发展与地方的自治，实为四川职业教育之肇端。而其最值得称道的教育实践，则是在担任四川大学前身国立成都大学校长的短短几年时间里，使成都大学崛起于西南，成为一所在国内有较大影响的高等学府。可以说，今日四川大学作为现代大学的基础、传统、校风，形成于张澜入长成大时期。这是他一生教育实践的巅峰，他的许多教育思想和改革主张，也都在这一时期得以系统的阐发，并集中体现在成都大学的办学过程中。

 为把成大办成一流大学，张澜针对四川历来较为闭塞，引进人才比较困难的状况，提出“打开夔门，欢迎中外学者来川讲学”的口号，而且不论党派、学派，只要确有真才实学，一律礼聘到校，委以重任。一时间成都大学人才荟萃，云集了许多著名教授，仅在册的外籍教师就多达28人，居教育部立案的21所国立大学前茅，从而彻底改变了旧有学派把持包办学校的陋习，这对于封建气息还较浓厚的四川教育界，不啻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张澜主张兼容并包，倡导思想自由和学术研究自由，对成大校内各种政治信仰和学术见解都不加干涉，容许各种学派和不同政治观点“百家争鸣”。在他的影响带动下，成都大学教师中不论是共产党人、国民党入，还是国家主义派、托派，抑或是精通国故的蜀学宿儒，在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后生学者，都可以各抒已见，按照各自的政治观点、师承的学术流派、知识体系授课。他允许信仰三民主的健行社，信仰共产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信仰国家主义的惕社三个学生团体同时存在，鼓励他们各自在校内出刊物、开大会、宣传讲演，彼此展开民主讨论，他曾经分别出席三个学生团体举行的全校规模民主与科学的学术讨论会，听到精彩处带头鼓掌。

 1927年，在大革命失败后一片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张澜以大无畏精神，在成都大学公开发布《校告》，宣称“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众有，学生对于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言论思想，固不禁人之自由，不得因某某因研究某种主义之学说，而辄牵入政治问题，攻讦其不当，违反学府性质，损失学者态度。”1929年，成大五周年校庆，张澜在成大出版的《现代教育》杂志第一期上，发表《我们对于教育的主张》，再次重申：“我们千万应该发表精神独立宣言，以实现学生的求学自由，研究自由，言论、出版自由，而完成教育精神的民主化。”同年12月，在成都大学教育学会成立大会上，他旗帜鲜明地宣示：“本校一向主张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现在所谓的党化教育，我是不赞成的，我是怀疑的。”这种针锋相对抵制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情况，在当时中国的各大学是不多见的。由于有这样的自由，不仅吸引了大批人才，活跃了思想和学术空气，而且开阔了师生视野，推动师生认真研究学问，探寻真理，提高教学质量。它对于改变四川文化落后、风气闭塞的现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